天天看點：融合本土傳統和西方影響，公園是觀察北京城市變遷的窗口

前言：回看公園入華之初，它所表征的現代化夢想、它在知識分子眼中的啟蒙氣質，令人不禁感嘆，在百余年的時間中，公園已經圓滿完成了任務，并開始扮演新角色。學者林崢在新書《公園北京》中指出，“以公園為視角，管中窺豹”，能夠“呈現晚清至民國北京政治、社會、歷史、文化、文學諸方面紛繁復雜的變革”，以下是第一財經與林崢的對談。

第一財經：公園如今是個看上去很普通的場所，你為什么研究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林崢：我對公園有親近感。80后小時候，學校組織春游、秋游去公園，在全國都很常見。我的家鄉福州有各種各樣的公園。西湖公園有1700年的歷史，從名勝改建而來；游樂性的公園有左海公園等；我家旁邊有一個叫溫泉公園的綠地公園，我和媽媽吃完飯經常去散步，我媽常去跳廣場舞。所以，研究公園是一個感性的契機。對我來說，公園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面，公園也可以借來討論城市。這個話題很生活化，不太容易被大家關注，實際上，公園在歷史、社會、文化、政治上都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科時我去臺灣交換，認識了《城南舊事》作者林海音的兒子，獲得了一些一手資料。林海音的公公夏仁虎是晚清和北洋政府時期的高官，寫過一本講北京的書《舊京瑣記》。夏仁虎、林海音兩代人不同的北京記憶和書寫，比較起來很有意思，我就此寫了本科論文。公園對夏仁虎（1874~1963）這一代人挺重要的。民國時期，他和老朋友經常在北京各大公園“詩酒交游”，雅集的地點從陶然亭等南城名勝，改到了城內的公園。

我在北大讀研期間，導師陳平原教授、師母夏曉虹教授，以及吳曉東教授、姜濤教授和客座授課的紐約大學張旭東教授等，都開了城市研究的課。受他們影響，我對梁啟超的城市想象、沈從文1920年代作品中寫的北京生活經歷、張恨水小說當中的公園等都產生了興趣。公園對民國時期的文化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空間。陳平原教授當時有一個想寫的題目叫“來今雨軒的過客”，想研究以前的北京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有哪些著名文人的行蹤交道等，后來他把這個題目“送”給了我，就是《公園北京》的第二章。

公園是看待北京城市歷史變遷的一個窗口，北京的魅力在于新舊交融。我寫到的這些北京的公園，歷史上是清代皇家園林，保留了傳統中式園林的外觀，也學到了西方公園的精髓，甚至有新的發揮。比如當時引入圖書館、音樂廳、體育場等現代設施，成為文化社會的公共空間。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對中國城市研究是個重要開端，摩登就是西方的Modern，他認為現代性就是以西式城市為范本的。我寫“公園北京”，近期又從整體上思考中國城市的意象，都是想提出，中國城市有自己的發展路徑，不是亦步亦趨按照西方的現代性道路去走。

上海在中國城市中是一個獨特的個案，不具有普遍性；北京則能很好地展現本土傳統和西方外來影響的融合。像煙袋斜街這樣的胡同，有推著代步車的老大爺，有很多英文招牌，有時髦潮人，整體看上去相得益彰，氛圍非常自然。《公園北京》就是討論公園這個西方舶來概念，在北京怎樣得到很好的接納，又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第一財經：國內各地都有公園，因各城市的風格不同，公園也不一樣。你來自福州，在北京求學11年，之后又到深圳、廣州工作，對這些不同城市的公園有什么觀感？

林崢：學者們研究上海的公園已經很多了，但主要是集中在1860年以后，從公家花園到外灘公園這類由工部局在原租界區建的西式花園，主要是服務當時的殖民者。另一類公園式的公共空間就是像張園這樣，晚清時候開放的私園，代表上海公園的另外一條脈絡，也很有意思。

民國的時候，北京和上海的公園有比較大的不同，跟兩個城市的氣質也比較契合。比如，北京的公園是文化人非常喜歡去的地方，但是魯迅、沈從文等人到了上海以后排斥去公園。其實那時候上海的租界公園已經對中國人開放了，可他們覺得那是洋人的天下，心里還是有民族主義的情緒。

美學趣味、文化氣質上也不同，比如當時知名的上海文人葉靈鳳到北京以后，第一天晚上朋友就帶他去了中央公園。他覺得走得腳痛，不能欣賞一大片柏樹、大家坐在樹下喝茶的那種非常北京風格的趣味。北海公園比較像西式公園，氣質偏浪漫、現代，他就比較喜歡。海派文人包天笑在北京時，也不喜歡中央公園，最不喜歡來今雨軒，他喜歡柏斯馨，是一個西式名字的咖啡廳，不賣茶，就賣咖啡、汽水、西式點心等。他說在那里也可以碰到一些上海的朋友。

當代上海的公園也有個性，比如人民公園，有相親角這樣傳奇的地方。

深圳是我工作過的城市，也有很多公園。深圳常以公園綠地自豪，據說是全國公園最多的城市。但深圳是沒有豐厚歷史資源的城市，公園基本上是綠地、濕地公園或主題公園。

我到廣州進入中山大學任教之后，那時先去了越秀公園，但好像爬山的位置不是最佳，印象不深刻。臨近來美國訪學之前，一位在廣州美術學院教建筑史的老師帶我去了一個公園叫蘭圃，是1950年建的，非常漂亮。蘭圃靠近廣州流花展貿中心（原中蘇友好大廈，老廣州人稱“蘇聯展覽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政府為了接待參加廣交會的外賓而打造的公園，是一個展示風采的窗口。

民國的時候，國民政府在原清朝皇家園林的基礎上，建設向公民開放的公園；新中國成立以后，建了一大批公園，也是在新政權成立之際，通過改造城市的空間，宣示政權的合法性，定義這個空間是為什么樣的人服務，這是珍視主權的一種表現。

第一財經：最近你在哈佛訪學，對美國城市的公園、校園是不是也有一些體會？和國內的公園比較，有沒有特別之處？

林崢：公園是從西方起源的，但在歐美，特別是美國大城市里，公園變成了大家不常去的，有時候甚至成為流浪漢、癮君子等人群聚集的場所，產生了一些社會問題。我想可能與城市化導致市中心的衰落有關系，公園失去了日常化的環境。

有一個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美國建筑師曾經和我說，他很喜歡中國的公園。他認為東西方人對自然的感受、與自然的聯系不一樣。在他看來，中國人傳統上與自然的連接就很強烈，信風水，大家喜歡到自然當中去，公園是一種仿自然、半自然的空間。西方人缺乏這樣的傳統。

我不完全認同他的觀點。在歐洲，比如法國，大家很喜歡坐在戶外，在露天的草坪上、街邊的綠地坐著。但這個建筑師說的有一點是有道理的，中國人從傳統開始，就有很長的園林文化。也許這種聯系一直延續到當代中國人的生活當中。

不同國家的公園風格也不一樣。法國的公園，比如凡爾賽宮的花園是幾何形狀的，草木修剪得很整齊；英式花園則是很瑰麗的感覺，有很多各種顏色的花，修剪得非常漂亮，據說英式園林受到過中國傳統園林的影響；美式公園更粗獷，目標是仿效大自然，不會特別有匠心地雕琢花草，像紐約中央公園也是比較野生的風格。

這些區別跟公園的建造、使用者是有關的。公園的景觀跟公園的定位關系密切。前面說的那位帶我去蘭圃的建筑師告訴我，法式花園本來是皇家花園，是給貴族坐馬車經過時看的。坐在快速駛過的馬車上，或者從宮殿里的窗子往下望，就是欣賞幾何式景觀的“正確視角”。現在普通的游客在里頭走著看，其實與當年的視角是不一樣的。

中國傳統園林里的亭子、假山等設計都很巧妙，一般亭子會在園林中最好的一個點，通過園林中的移步換景，在這個點可以看到整個園林當中最漂亮的景觀。通常亭子當中有一張桌子，旁邊會環繞著幾個小凳子，這是給主人喝茶欣賞園林風景用的。

現在因為園林大多被改造成現代公園，是供游人觀賞的，不希望游客在亭子里逗留太久，所以公園里的亭子經常是沒有桌椅的，取而代之的是路邊一條條的長凳，可以讓游人暫時休息一下，但不長久地坐。現代公園強調流動性。

第一財經：研究過晚清、民國、共和國之初的公園，你又是一個喜歡逛的城市漫步者，結合研究和體驗，能不能給現在的公園發展提點建議？

林崢：我最想說的有兩點。一是公園比較受城市先天的歷史文化因素制約。我認為公園所承載的歷史文化意義是挺重要的，城市應該考慮怎樣利用歷史資源去打造或改造公園。

另一點，我做公園研究，寫文章、出書都有一些年了，但從去年開始，這個題目突然變得熱了，常有媒體來約采訪。我覺得跟疫情是有關系的。疫情期間大家出去不方便，主要就在自己平常生活的城市，選擇有限，那就重新看看公園。這樣就形成了重新發現公園價值的一種公共話語，公園又變流行了。

疫情封控使大家意識到了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從對公園的需求也可以看出，我們應該重新思考人和城市的關系、人和公共空間的關系。最近聽在北京的朋友說，現在北京到處都是人山人海，每個公園人都很多，是“報復性玩耍”的節奏。

《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

林崢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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