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背后：居民、銀行、央行、融資結構演化

2022年末，中國本外幣存款余額264.45萬億元，同比增長10.8%，人民幣存款258.5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120.34萬億元。2023年1月，本外幣存款余額271.39萬億元，同比增長11.9%，人民幣存款增加6.87萬億元，同比多增3.05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6.2萬億元，引起廣泛關注。什么原因導致中國居民儲蓄存款持續較快增加？2022年三季度央行（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專欄從2022年幾件事件說明，存款相對貸款過快增加是暫時性的。

我們認為，認識儲蓄存款變化不僅有銀行方面的原因，還包括居民的投資組合、預防性需求、消費選擇以及政府利率調控等因素，一國人口和資本結構也長期影響居民儲蓄行為。因此，中國居民儲蓄存款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居民收入快速提高、資本結構緩慢變化下，四方面因素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宏觀調控優化、銀行業變革和居民行為調整下演化的結果，有周期性和階段性的原因，更有趨勢性原因。

儲蓄存款：居民優化投資消費選擇的結果

(資料圖片)

經濟理論認為，收入增加儲蓄增加，因此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快速增長首要因素是居民收入提高，消費剩余形成儲蓄。居民財富有各種持有方式，一是持有央行印制的紙幣、硬幣；二是持有商業銀行開出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這就是居民儲蓄存款；三是持有各種金融資產；四是持有各種實物資產，如黃金、房產等。中國居民如何安排資產，體現了不同時期不同的風險、收益和偏好的組合。居民持有貨幣包括三種動機，即交易性需求、謹慎性需求、投機性需求。因此，儲蓄存款是居民依據自己風險偏好程度在流動性和收益之間的權衡。

1.儲蓄存款與居民投資組合調整。

長期以來，中國居民家庭資產以儲蓄存款為主，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發展、房地產市場火熱，居民投資方式發生變化，2007年是轉折點。央行調查顯示，2005年、2006年、2007年二季度，居民家庭擁有的最主要金融資產中的儲蓄存款占比從68%、66.5%降至52.3%，累計下降15.7個百分點。2008年二季度，居民認為購買股票和基金最合算的比例快速提升，從一季度的30.3%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達40.2%，并成為居民的首選，改變了以往依次為儲蓄、消費的習慣排序模式。

2019年10月央行課題組在全國30個省份對3萬余戶城鎮居民家庭開展了資產負債情況調查發現，城鎮居民家庭戶均總資產317.9萬元，資產分布分化明顯；家庭資產以實物資產為主，戶均253.0萬元，占家庭總資產的八成，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擁有率達到96.0%；金融資產占比較低，僅為20.4%，而且居民家庭更偏好無風險金融資產。因此，我們認為從居民財富安排來看，儲蓄存款不算多。

2.儲蓄存款與居民消費、預防性需求增減。

儲蓄是消費的剩余，當期大額消費會降低儲蓄，而未來大額消費則要增加儲蓄。大件耐用品消費對儲蓄影響較大。2006年一季度調查顯示，住房、汽車消費在經過2002~2004年的消費高潮后，2005年出現了明顯的降溫跡象，也導致儲蓄增加。2008年以來，中下收入群體居民較高儲蓄率是為了將來買房考慮。

儲蓄存款具有較好的流動性和安全性，成為居民預防未來不確定性的主要選擇。2006年一季度央行調查顯示，反映在居民的儲蓄動機中，教育費一直獨占鰲頭，其次是養老、購房和預防意外，這四項占比本季達56.5%。

儲蓄存款：央行調控演變的影響

儲蓄存款因安全、流動性強、穩定的特點和一定收益，長期受到居民的歡迎。當然，決定儲蓄存款多寡的因素要考慮貨幣購買力即通貨膨脹率以及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即存款的利率，而這些因素為央行所控制。

1.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階段：利率變動調節儲蓄功能。

長期以來，央行根據物價和經濟增長率等決定一年期存款利率，各商業銀行嚴格執行央行利率，同時保證居民儲蓄存款正的較高收益。2007年情況比較特殊，物價和利率對儲蓄存款效應都比較明顯。物價超高，央行連續六次加息，2007年底一年期存款利率4.14%，而通貨膨脹率達到4.8%。2007年第四季度，認為“更多儲蓄”最合算的居民占比為30.2%，改變了連跌四個季度的態勢，比上季度大幅提高4.9個百分點。雖然2008年4月通貨膨脹率達到8.5%，9月4.6%，全年通貨膨脹率5.9%，但是存款增長較快，于是2008年10月開始降息，一年期存款下降到2010年10月19日2.25%。10月20日加息到2.5%，直到2011年11月7日加息到3.5%。

2.存款利率持續下調和利率市場化階段：利率不擔負儲蓄存款調節功能。

利率下降，央行利率市場化加速，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重要性下降。央行建立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2021年6月，央行指導利率自律機制優化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形成方式，由存款基準利率乘一定倍數形成，改為加上一定基點確定。2022年4月，央行指導利率自律機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自律機制成員銀行參考以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債券市場利率和以1年期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為代表的貸款市場利率，合理調整存款利率水平。2022年9月15日，在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1.5%不變的情況下，主要銀行利率進一步下調到1.65%。利率市場化改革以來，存款利率形成機制不再主要考慮存款貸款利差，保持1年期基準利率基礎上，以貨幣市場LPR和資本市場為主，利率對儲蓄存款的調節機制不復存在。

儲蓄存款：銀行存貸利差、存貸比和資產負債管理演變

商業銀行核心業務是“存貸匯”。長期以來，央行決定存款貸款的利率差，商業銀行相對被動，這種利差一定程度上影響儲蓄存款的多少。2021年，中國銀行業人民幣存款占總負債的67.7%，貸款占總資產的56.2%。可見，存款依然是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負債管理的重點。

1.儲蓄存款與存貸利差。

長期以來，央行同時調整存貸款利率，保證適度的存貸利差，如2002年2月21日針對中國經濟增速減緩和消費物價下降的形勢，央行降低了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存款利率平均下調 0.25個百分點，貸款利率平均下調 0.5個百分點，縮小了存貸利差。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2013年9月24日，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成立。2019年8月10日，要求各銀行在新發放的貸款中主要參考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定價，并在浮動利率貸款合同中采用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作為定價基準。2022年4月，自律機制成員銀行參考以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代表的債券市場利率和以1年期 LPR為代表的貸款市場利率，合理調整存款利率水平。央行披露，2022年，新發放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17%，比上年低34個基點，新吸收定期存款加權平均利率比上年低11個基點。目前，中國龐大的存貸市場定價基礎由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決定。

2.儲蓄存款與存貸比：突破75%。

監管部門的“存貸比”指標一定程度激勵商業銀行吸收存款。1995年《商業銀行法》將存貸比作為銀行主要的流動性監管指標之一，“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強制的存貸比要求逼迫商業銀行積極吸收存款。1998年開始，首先面向國有商業銀行實施了這一制度，直到2004年之后，商業銀行的存貸比才真正下降到75%以下。2015年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2018年以來，銀行業存貸比指標都突破75%，2022年三季度存貸比達到78.16%。

3.儲蓄存款與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

表1可見，不論是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還是農村商業銀行，各資產中，貸款收益率是最高的，而負債中，股份制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存款成本最低，因此他們還是要以吸收客戶存款為主。大銀行如工商銀行則不同，其同業拆借成本最低。2022年二季度，大型商業銀行負債占銀行業負債的48.7%。因此，吸收存款對中小銀行仍然是合理選擇。

儲蓄存款：緩慢演化的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

中國是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雖然政府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但是截至2022年三季度，金融業機構總負債376.81萬億元，其中，銀行業342.94萬億元、證券業9.68萬億元、保險業23.98萬億元，銀行占據絕對地位，而存款更是銀行最重要負債。這種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短期難以改變。央行行長易綱2020年研究認為，中國居民金融資產投資選擇較少，主要依賴銀行儲蓄。因此，不斷增長的儲蓄存款是與中國金融結構相一致的。

中國高儲蓄率的認識

圖1可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到2022年中國居民儲蓄存款一直持續快速增長，首先是因為收入快速增長。但是儲蓄存款快速增加也有幾個轉折點。第一個是1992年快速增加的儲蓄存款與滿足溫飽問題的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降有關。第二個是2008年，由于2007年“居民戶存款增加明顯放緩主要是因為居民戶金融資產選擇趨于多元化，存款意愿下降”，2008年“居民戶存款快速增長，這與資本市場震蕩回落、居民理財風險意識增強等因素有關”。第三個是2018年，7月20日《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出臺對居民理財行為有一定程度分流，增加了儲蓄存款。

2015年以來，政策利率從一年期存款利率調整到LPR，央行的LPR不斷下降，利率調整存款的功能喪失。政府堅守3%的通貨膨脹目標，物價對儲蓄的影響也較小。從圖1可以看到，2022年儲蓄存款增長連續平滑，圖2可見，2021年銀行業存款和總負債比曲線也比較平緩，這都與我國居民收入不斷增長、中國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有關。

新冠疫情以來，經濟中不確定性較大，公眾各種投資收益率較低，中小企業破產增加、老板跑路，失信人員三年增加了270多萬人，基金甚至貨幣理財產品大面積跌破凈值，房地產市場過剩嚴重，價格看跌，因此投資渠道越發減少。疫情導致的消費無法滿足。中國的高額儲蓄出現有一定的必然性。

（李永寧系天津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金融學博士后，溫建東系劍橋管理學會會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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