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在“讓歷史告訴未來:亞洲金融危機二十五周年的回顧與啟示”國際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在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回望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如果當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機都是可以避免的。回望歷史,不過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訓,盡管再艱難,還是要重走合作共贏之路。
亞洲金融危機危機于1997年7月2日從泰國爆發,在東亞各國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延續一年有余,到次年8月,中國香港聯系匯率保衛戰達到高峰,并波及到各國金融市場,世界主要國家逐步進入救治,危機在1999年結束。
在樓繼偉看來,亞洲金融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東亞各國經濟存在弱點,很難應對外部沖擊。一是東南亞各國類似的經濟發展模式,都以出口導向為主,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相互競爭日趨激烈;二是為追求高速增長大量借入外債,宏觀杠桿率處于高位,經濟過熱,特別是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過熱;三是金融市場脆弱,監管缺失,卻過早開放國際收支資本賬戶,并維持固定匯率制度,匯率普遍高估,為國際“熱錢”跨境炒作帶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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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國際因素方面,一是,國際收支項目完全可兌換是當時國際組織和經濟界的共識,并不顧客觀條件是否成熟,向發展中國家力推資本項下可兌換;二是,主要經濟體金融監管存在弱項;三是,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經濟金融相互影響,也加大了經濟危機的相互傳染性。
回顧危機,樓繼偉也談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幾點啟示。
首先,自身的結構性弱點是根本性的。特別是杠桿率過高、過度依賴外部債務、資產價格虛高、維持過高的本幣匯率,造成國際收支失衡。這些結構性弱點如果不及時解決,早晚會爆發危機。外部針對性的攻擊不過使危機爆發提前,更為慘烈。
其次,要堅持對外開放,并全面實現本幣經常項下可兌換。對資本項下完全放開要做謹慎評估,一般來說,對成熟市場經濟大國和處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經濟體,才會利大于弊。允許“熱錢”快速跨境流動,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好處。
第三,要加強金融監管,并形成監管合力,健全自身金融市場。要認識到資本出于逐利動機,總會尋找監管漏洞,如果漏洞過大,金融機構不顧風險過度加杠桿,會加大系統性風險,最終對己對人都會形成禍害。
第四,盡管過分松弛的財政金融紀律是產生危機的重要原因,但危機發生后,還要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度過最艱難的時刻,并全力整頓財政金融秩序。然后,施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使經濟恢復常態,盡量爭取損失最小化。
第五,改革必然導致既得利益調整,危機有利于加強改革共識。東亞各國在危機發生之后,都大力度推進改革,在企業部門、金融部門和政府職能調整各方面,改革是全方位的。十年之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東亞各國的沖擊相對較小就說明了這一點。
第六,經濟全球化帶來效率的提升,也加大了風險的傳染性。亞洲金融危機從東南亞各國開始,隨后傳播到東北亞地區,再壓低對石油天然氣的需求,進而使俄羅斯也陷入危機,國債違約,又影響到美國。這說明保持全球金融穩定是全球公共事務。
第七,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在東亞各國強烈要求下,1999年G7國家財長提議成立金融穩定論壇(FSF),但這一論壇十年內幾乎沒有任何進展。直到世界金融危機發生,在2009年G20倫敦峰會上,論壇改為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全球金融穩定評估、統一監管標準上發揮了建設性作用。這也是危機觸發共識的絕好例子。
“現在更需要全球合作。”樓繼偉強調,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全球代表性國家在合作共贏上達成共識。2018年,國際風云突變,貿易摩擦、技術脫鉤,甚至產業補貼政治化,今年又發生地緣軍事沖突。“世界經濟政治將走向何方?會不會發生更強烈的危機?今天回望歷史,不過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訓,盡管再艱難,還是要重走合作共贏之路。”他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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