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逆差迭創新高背后的系統性失衡

美國商務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出口額增加4531億美元，進口額增加5561億美元，兩者相比產生貿易逆差1030億美元，增幅達到12.2％。受到年度進出口量提升的影響，至2022年美國出口總量疊加至3.01萬億美元,進口總量疊加至3.96萬億美元，最終美國貿易逆差總量達到9481億美元，抵達歷史最高水位。

短期歸因與長期根由

(相關資料圖)

從年度逆差推升因素看，通貨膨脹尤其是原油價格盤踞高位對美國逆差的進一步擴大起到了直接發酵作用。數據顯示，2022年美國通脹升至40年的新高，其中國際市場原油價格雖出現小幅收跌，但依舊高居于80美元/桶左右，而當年,美國原油（含燃料油）出口僅增加75億美元,原油及其他石油產品進口卻增加了777億美元。值得關注的是，去年出口到歐盟市場的原油較2021年放大了70%，如果不是俄烏沖突導致歐盟市場進口非俄石油的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勢必更大。

另一方面，被新冠疫情、地緣政治所破壞的全球供應鏈在2022年出現修復與重建趨勢，但發展預期仍不十分明朗，為防止供應鏈斷裂的風險再現，美國零售商抓緊補充庫存，尤其是在美國就業市場不斷好轉以及終端消費市場日趨活躍的情勢牽引下，供應商與零售商更是鉚足精神增加庫存，從而拉動了進口。

此外，2022年美元升漲8.2%，展現出的購買力顯著增強，同時全球通脹提升了人們的未來消費預期，美國國內消費者借美元升勢進行擴大消費與提前購物的行為獲得刺激，而與此同時，美元上漲也提高了美國出口產品價格，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周期性走弱，進口大于出口就成為必然。

只是值得思考的是，美國進出口逆差絕對不是一個臨時性或者短期性的貿易生態，從首發至今已經持續了51年之久，其間除了1973年和1975年兩年外，其余年份都出現了貿易赤字，且逆差規模逐漸擴大，而唯一不同的是導致逆差的階段性原因千差萬別，且前一年度逆差的作用力到了下一年度可能蕩然無存，甚至反轉為美國貿易出口的推動力，因此，從年度時間窗口觀察美國貿易逆差的根由也只能得到不同的碎片化答案，試圖獲得更具實質和更為完整的解答，恐怕必須深入到國際化分工背景、全球貨幣化場景以及特定的經濟運動情景中去仔細求證。

美國產業配置失衡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都是在國際分工網絡中展開的，美國貿易逆差是其國內產業在全球化配置中失衡的重要鏡像。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信息技術發展所引爆的國際分工不僅帶來了產業資源在空間地域上的位移，如大量制造業從最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而且引起了產品之間的深度裂變與重新嫁接，如諸多產品的生產鏈構成了發達國家從事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發展中國家則承擔生產制造，而在這種分工矩陣的重組中，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產業結構所接受到的洗禮最為深刻，其中不僅一些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業、服裝業、制鞋業等轉移到了其他國家,而且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如鋼鐵業、汽車業以及電子產品等也逐步向國外轉移，由此帶來了美國制造業的萎縮與斷層，自我供給不可滿足自身需求的情形下，美國從此走上貨物進口的依賴之路，貿易數值也朝著出口赤字日益放大的方向傾斜。

不過，為了防止“制造業空洞化”所產生的國內供求更嚴重的失衡，近年來美國政府加大了海外制造業向國內重新聚集的政策導引力度，只是美國資本與技術稟賦優勢可能對高端制造業的擴大投資產生一定的吸引力，但其國內較高的勞動力價格以及不菲的土地要素供給成本等卻構成了中低端制造業回流難以繞開的門檻，由此抑制了美國制造業回歸的實際效果，市場總供給也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另一方面，作為產業國際性流動的一個重要方向，更多的企業不得已尋求在相對安全或者風險較小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并通過本土化、綠地投資等實現深度融合，以有效規避越來越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沖擊，這樣，那些被美國限制或者阻擊的重點國家最終對美提供的出口其實并沒有受到影響。

以中國為例，去年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增長7.2%，其中制造業領域投資增長22.4%，占比近兩成，這些看上去并非在中國本土的制造企業，其實所形成的出口增量也都會記于中國貿易賬下，中國作為美國最大貿易逆差的來源國多年沒有移動就是緣于這個道理。由此不難發現，美國貿易逆差的經久難逆且日益放大，其實就是全球產業不斷進行分工洗牌的直接結果。

美國儲蓄與消費、投資的雙重失衡

任何一國的對外貿易都是在特定的國內經濟模式中發生的，美國貿易逆差反射出了其國內儲蓄與消費、儲蓄與投資的雙重失衡真相。就美國而言，“高消費低儲蓄”乃其典型的經濟結構特征，按照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自1965年達到24.9%的最高點后，美國儲蓄率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就進入不斷下降的通道，目前3.3%的儲蓄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屬于最低；與此同時，美國人均高收入水平也沒有幾個國家可與其相提并論，美國政府也一直在鼓勵低儲蓄和借錢消費，不僅抵押貸款利息可以用來抵扣應稅收入，而且沒有任何增值稅或國家銷售稅，因此，超過80%并居主要西方國家之首的美國消費率至今沒有任何改變。低儲蓄與高消費的失衡需要依靠對外貿易來彌補，即只要消費超過儲蓄的力量存在，在自身供給式微的情態下，就必然形成對進口的持續強力拉動，由儲蓄赤字而產生的貿易赤字也得以顯化與固化。

從經濟學上講，儲蓄可以轉化為消費，也可轉化為投資，而且在儲蓄轉化結果上，消費與投資存在著“擠出效應”，即在消費占有更多儲蓄資源的前提下，必然出現儲蓄-投資的失衡，于是，作為經濟前行重要馬車的投資就嚴肅地擺在了美國政府面前，也由此衍生出了一個重要的邏輯話題——舉債融資，而在國內借款所能滿足投資需求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美國政府便走上向海外國家籌款的不歸之路，財政赤字也如同雪球般越滾越大。如同儲蓄赤字催生了貿易赤字那樣，財政赤字也可為貿易赤字輸血供氧，儲蓄赤字與財政赤字聯袂組成了貿易赤字的左膀右臂。

美元與非美貨幣競爭地位的失衡

任何一國的對外貿易都是以貨幣交換為媒介的，美國貿易逆差折射出的是美元與非美貨幣之間絕對失衡的具象。掃描全球，美元不僅是國際貿易結算與匯率交易的最主要工具，也是全球投資與融資的最核心貨幣，同時還是各國重要的儲備性資產，并且美元能夠全球自由流動，比較而言，任何一只非美貨幣無論是普及認可程度，還是作為媒介的交易支付可及性以及作為儲備資產的公信力，都要遜色很多，并且不少還需要美元進行背書。

也正是仰仗著本幣的不可一世，美國才可以對外任性發債；雖然貿易赤字讓美元流出了不少，形式上代表著美國財富面值的損失，但同時讓產品出口國持有更多美元等于就是增大其采購美債的能力，進而支持美國順暢發行國債并令美元回流至國內，其間美國付出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美元印刷費，而收獲到了更多的出口國廉價的商品，同時美元回流也讓美國貿易逆差具有可持續性與非風險性，更使美國貿易逆差獲得了系統增長的傾向。

基本貿易項目的微妙失衡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都是經常賬戶貿易與資本賬戶貿易的組合，美國貿易逆差反映出了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易非均衡搭配的客觀事實。按照國際貿易理論，資本項目之外的經常項目由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共同構成，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國際貿易目標并不是要謀求所有項目的順差，而是追求貿易收支的平衡，其中經常項目順差的同時資本項目逆差，或者貨物貿易逆差的同時服務貿易順差均可視為常態，反之亦然。而且目前來看，全球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現經常賬戶項目與資本賬戶項目的雙順差，甚至貨物貿易項目與服務貿易項目同時為順差的經濟體也不多見。就美國而言，人們常說的貿易逆差指的是其經常項目下的貨物貿易逆差，而同為經常項目下的服務貿易以及資本項目貿易賬戶，美國則長期保持著順差優勢。

服務貿易與資本項目的順差壓縮了美國對外貿易的逆差幅度，也同時反映出美國國際收支保持著總體平衡的格局，更充分體現美國強大的資本輸出能力以及站在全球產業鏈高端的充分競爭力，因此，即便是貿易逆差還會繼續放大，只要站穩了資本項目與服務貿易的優勢位置，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贏家角色就不會改寫與反轉。

還需明確的是，雖然如許多國家一樣，美國不可能實現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格局，但由此造成的國際收支失衡壓力對于美國來說要小得多，這是因為，資本項目保持順差在直觀上表現為美元的回流，而其實質是構成了對美元價值的強勢支撐，較為淺顯的邏輯道理是，存量美元回流對美聯儲創造增量信用形成了有效的功能替代，進而也稀釋了美元貶值的風險。

按照“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流動的自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擁有其中兩項，而不能同時擁有三項。資本自由流動與貨幣政策流動性對于美國來說已不成問題，但要在全球范圍內維持美元價值的穩定卻非常微妙，為此美國政府必須將資本項目的順差作為托舉美元的重要力量之一來強化，反過來說，只要美元的價值還在，美國的資本項目順差就會長久延續，即便同時產生貨物貿易逆差，也不會令美國國際收支平衡出現太大的失準。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標簽： 美國貿易逆差 服務貿易 美元霸權 資本項目順差 國際收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