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閱讀｜我唯一的發現是，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

“我唯一的發現是，再也沒有像我這樣的人了。”1996年，蘇珊·桑塔格在給《反對闡釋》的西班牙文新版作序時，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在《反對闡釋》出版三十年后，桑塔格仍舊孤傲地相信，自己當年文字里的見識是美文與銳思的巔峰結合。然而這孤傲里多了幾分凄涼。她很難過，并非為自己的時代連同個人的青春已經逝去，而是為她所見證的、在1960年代初達到鼎盛的人文知識分子的集體熱情的消失而難過。

桑塔格的諸多傳記雖說不上“大同小異”，書中的一種調性卻都一致。桑塔格從未從知識界明星的位置真正滑落過，可是她一直走在邊緣，巨大的名聲伴隨著對她的懷疑，無匹的美貌伴隨著脆弱的健康，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伴隨著時不時伸向朋友們的求援之手。她活了七十一歲，恨不能用自己熱愛的事情填滿每一分鐘，不想缺席于每一樁她看重的大事：寫小說，拍電影，做文藝批評，去戰爭中的越南、中東和南斯拉夫訪問，在“9.11”后的美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了保持攝取，持續輸出，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服用迫使自己不睡覺的藥物。她早早地遭到疾病的打擊，她的一批朋友都死于1980年代后期開始爆發的艾滋病病毒之手，為她的后半生注入了種種悲情。在貝阿特麗絲·穆斯利的《智性與激情：桑塔格傳》和莫澤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里，桑塔格的忙碌一生不單成就了她自己，更是留下了許多值得感慨和吸取的教訓。

(資料圖片)

《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

[美] 本杰明·莫澤 著 姚君偉 譯

譯林出版社  2022年10月

《智性與激情：桑塔格傳》

[法] 貝阿特麗絲·穆斯利 著 周融 譯

雅眾文化·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2年9月

桑塔格起步的六十年代，杰克·凱魯亞克、艾倫·金斯堡和他們的伙伴們從巔峰迅速退場。他們的名聲來得更早，從戰爭結束的那一刻起，“垮掉一代”的核心成員就彼此認識了。《杰克之書》和《我們這一代人》，這兩本書一起看，就會注意到凱、金兩人是多么的“道不同”。金斯堡是個學院派，理論高人，出入于赫赫有名的“紐約知識分子”圈子，以犀利地批評美國為畢生的志業，而凱魯亞克則是個愛國者，看到美國國旗冉冉上升時都會掉眼淚，他跟金斯堡那圈子的人，那整個的“知識分子氣氛”，理應是對立的，他在1957年出版《在路上》的時候，書中就不乏對紐約知識分子的挖苦。

可是他們到底成了從人格上互相欣賞、精神上彼此依戀的人。《我們這一代人》是金斯堡的演講和訪談集，在其中，他準確地把《在路上》的風格定名為“自然旋律主義”，從而賦予了此書可以載入文學史的價值。他將自己和凱魯亞克等一群人之間的關系敘述得真摯純粹，對凱魯亞克的早逝，金斯堡更多地表現出了惺惺相惜的同道情意，同時始終保持了獨立的評價立場。

《杰克之書：他們口中的凱魯亞克》

[美] 巴里·吉福德 勞倫斯·李 著 蔣怡 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 2022年4月

《我們這一代人》

[美] 艾倫·金斯堡 著 惠明 譯

99讀書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2年1月

“垮掉派”在六十年代演變為禪修運動，凱魯亞克曾在《達摩流浪者》里記錄了禪修者之間各種理想主義的談話。他們不滿于艾森豪威爾時代的壓抑，卻并未想到要去做一個機會主義者，去順應時勢，博取名利，成為一時無二的文化英雄。凱魯亞克死后，他的同伴無論金斯堡還是加里·斯奈德，在卷入禪學、精神分析、環境保護等等時髦的“運動”時都保持了自己清晰的追求，找到并堅守自己后半生的方向。《杰克之書》和《我們這一代人》，是為“垮掉派”這個往往被誤解的文化現象正名的。

文化名人的生命力在于總有人在給他們寫傳記，給上世紀的人物作傳，也是對他們所在的時代的一種挽留——哪怕那時代本身暗無天日，人們終究希望能從它出產的最優秀的人物身上，得到一些面對現實的力量。赫爾曼·庫爾茨科給托馬斯·曼寫的傳記，萊納·施塔赫給卡夫卡寫的傳記，以及美國人霍華德·艾蘭與邁克爾·詹寧斯給本雅明寫的傳記，這三部作品加在一起近三百萬字：三個復雜晦澀的德語作家，讓讀者望而卻步，對傳記作家而言卻是誘人的挑戰。

就像他最重要的小說的名字一樣，托馬斯·曼是一座“魔山”，他的生命因兩次大戰之間瞬息萬變的德國政局而拉得格外長，他交往的人的復雜而敏感的身份，讓與他相關的各種話題都一言難盡。他是個愛國者，曾是保守德國人的代表，是威廉二世的忠仆，甚至當過書報檢查官，可是思考和體驗猶太人問題，沉浸于同性戀迷思，并始終追隨個性中的唯美主義，使他的自由派氣質逐漸成熟。在托馬斯·曼收獲世界性的榮譽——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他被剝奪了德國國籍，被迫成為捷克人，后來又成了美國人，1938年，他在美國說出了最有霸氣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國就在哪里。

曼的形象是一個處在矛盾中心的人，不停地在迎接挑戰，在對付各界對他的測試。作者庫爾茨科有意識地讓曼的問題成為所有人的問題，他在曼留下的文字和言談里，找到了那些最適合打開這座魔山的鑰匙。而對《卡夫卡傳》的作者施塔赫來講，給卡夫卡寫傳猶如攻堅那座著名的“城堡”。卡夫卡最離奇的地方在于他把一種格外缺少文學性的文體，和敘述中透露的驚人的未來預見性結合在了一起，沒有卡夫卡，我們將對自己所在的這個時代失語。他的作品不管是《城堡》《審判》《變形記》《饑餓藝術家》這些名作，還是較為偏僻的如《女歌手約瑟芬尼和鼠族》，看起來都是只有這個時代才能寫出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大多數又都是難以卒讀的，即便專業的文學讀者，也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欣賞他的文字。

讀這部傳記，最大的感受不是卡夫卡本人的經歷如何坎坷不凡，而是他所體會過的社會狀況與今天之間的異同。卡夫卡是個癡迷游泳的人，是個對自然療法和妓院有著同等熱情的人，他不僅超前地預計到了數字化、公司制的社會會產生怎樣的一幅圖景，還超前地為廉價的環球旅行構想了類似Lonely Planet那樣的手冊。這個社會一面刺激他的靈感，一面壓迫了他敏感的神經，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使得中歐的猶太社會得以繁榮一時，波西米亞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之而興起，可是因為它逐步走向戰爭而變得褊狹，極權勢力、民族主義和部落主義始終在增強，危機籠罩著卡夫卡，破壞了他與社會、家人和朋友之間的關系。

《卡夫卡傳：關鍵歲月·1910-1915》

[德] 萊納·施塔赫 著 黃雪媛 程衛平 譯

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4月

書中的敘述具有相當大的跳躍性，顯得很復雜，也有很多風趣的地方，許多細到令我們咋舌的細節，使得卡夫卡從一個眾人心目中的文學英雄，或者從一個孤獨寂寞的、活在父親的暴政之下的可憐人，變成了一個具體生活過的人，這種生活也不是能用“一地雞毛”這種爛俗的簡單說法來概括的。書中的他始終有著夢幻的一面，始終在突破自己的界限——思考、表達、創造的界限，這種夢幻同他怪誕的小說一樣，是對走投無路的我們的安慰。

埃利亞斯·卡內蒂的《另一種審判》是他大半生閱讀卡夫卡、思慮卡夫卡的筆記的結集。卡內蒂是位因為嗜好讀書而耽誤了創作的人，漫長的一生里，他的純文學創作只是一部長篇小說，若干個劇本以及三部回憶錄，不過他的筆記的確是一份很重要的思想財富。在1968年，六十五歲的卡內蒂集中地讀卡夫卡，多次感慨道，有如此了不起的德語先輩在前，我又何苦寫一些二三流的東西。可是卡夫卡對他的精神構成了糾纏，并像魔魘一樣控制著他下筆的手。成為卡夫卡，就要像他一樣極端地自我糾結，就要像他一樣沒有后代，身體孱弱，把自己變小、隱遁起來乃至靜悄悄死去。1975年底，卡內蒂在筆記中寫：“有必要牢記那些在世時隱藏起來的人，無論他們是早逝還是用瘋狂的方式結束。”

《另一種審判 : 關于卡夫卡》

[英] 埃利亞斯·卡內蒂 著 劉文杰 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我思 2023年1月

卡內蒂在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現場的受獎演講中向卡夫卡致了敬，此外還有他的維也納文化圈里的幾位頂尖人物：克勞斯、穆齊爾、赫爾曼·布洛赫。但最早系統地發現卡夫卡的價值的人是瓦爾特·本雅明，1892年出生的本雅明，在他不到五十歲的生命中留下了更多迷霧一樣的文本，在兩位美國作者合作完成的《本雅明傳》中，可以看到家境甚好的本雅明，被反復的病痛、貧困、流亡中的孤獨所困擾，可是他的智識追求卻始終在攀向一個無限的高度。無怪乎他會成為桑塔格這樣的人的心中至高的智識偶像了。我們素知“知識”一詞，但“知識”是一個靜態的事物，仿佛已經在那里、只要你伸手去取得即可似的，然而“智識”則是動態的，是一個人本著運用智力的習慣，不懈地發問、不懈地求解、不懈地突破原有認知的生命過程。

《本雅明傳》

霍華德·艾蘭 邁克爾·詹寧斯 著 王璞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 2022年7月

從《講故事的人》這本小文選中，可以品嘗本雅明智識水平之一臠。書中收入的只言片語，小故事、小特寫、小隨記、童話和小插畫，以無窮的角度呈示本雅明奧妙多竅的心靈，他作為最早的“現代人”之一，對現代社會、現代生活、“現代性”的意味做了卓越的前瞻分析，同時，他的文體本身的破碎性，像卡夫卡那些看起來永遠完不成的小說一樣，現已成為我們的“現代體驗”的有機組成部分。

伊塔洛·卡爾維諾沒有提及卡夫卡的其他名作，唯獨稱贊了《美國》。《變形記》《城堡》《審判》等等留給分析家去鑒賞，《美國》作為卡夫卡三大長篇里絕望系數最低的一篇，會得到在乎“文學性”的讀者—作者的重視。《我生于美洲》是一部如此出色的訪談錄，卡爾維諾在其中談到了他所能談、所想談的一切，他耐心而謙虛，對戰后意大利文化異常活躍的年代感念有加，談論自己與恩師、著名詩人切薩雷·帕韋塞的友誼，談論讀海明威小說以及與海明威見面時的激動，他贊揚帕索里尼、夏俠等作家、文藝家的社會責任感，他不止一次地表示《美國》如何影響自己的文學品位。

卡爾維諾也走過了一段典型智識分子的歷程：從早年探索一切的好奇心進入到中后期的困惑。當歷史轉入七十年代，讀者們注意到，他的新作里有了越來越多的幻想的成分。他坦言自己對現實有些失語了，因為過往十幾年間的意大利的變革沒有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而貧富分殊、農村破產等等都愈來愈嚴峻，為此，他誠懇地講，從早年的《我們的祖先》《宇宙奇趣》進入到《如果冬夜，一個旅人》這種“元小說”實驗，多多少少是出于逃避的心態。

在艱困之中保持對智識探索的信仰，是卓越的智識分子們的自覺選擇。本雅明不得不幻想文字能保護自己，卡夫卡寫出那些反復解剖自己、解剖別人的信，執拗地想要延緩個人可預期的結局的到來。而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習慣高高撅起下巴的俄國詩人，曾說出“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時代人”這樣目空一切，在死于1938年“大清洗”期間的勞動營之前，真的把自己看做一個先知。《曼德爾施塔姆文選》里的文章，反映了他在十多年的活躍期里，一次次為自己時代的文學與文藝做出的判斷、寫下的評語。他深信文藝和社會是一體的，文藝創作不僅是社會大變局的種種表現，更參與到變局之中，他的文藝評論里屢屢出現“社會如何如何”的字樣，又時時急不可耐地宣布“該對過去XX年的俄語詩歌做個總結了”。

他用“喧囂”來定性“時代”，聲稱“我不愿談論自己，而寧愿追蹤時代的路線，時間的喧囂和萌芽。我的記憶敵視一切個人的東西。”確實，從這厚厚一本文章集里，我們看不到曼德爾施塔姆多少個人的經歷，而他那些不無專斷的論調，則顯得仿佛是時代自己在發聲，而并非他的個人之見。勃洛克是他多次談及的詩人，借著評價勃洛克，他諷刺了“俄羅斯批評界的瘴氣”，諷刺了“最蹩腳的抒情式交配鳴叫”，在索洛古勃身上，他看到“整整一個人……從那些半生物中間，從生活和文學的那些雜種狗中間脫穎而出”。對于詩藝的新風格，他一向不吝熱情地去描述，當然他也不會簡單地贊美，而是總要通過評價別的詩人來識破時代的某些重要訊息。

他的語言跳躍極強，隱喻雜多，很多玄虛的話語顯示了一種全面的輕蔑，仿佛不屑于把觀點挑明，讓不幸和自己同處一個時代的人讀懂。書中關于達爾文《物種起源》的語言風格的文章是最有看頭的，曼氏深度賞鑒了達爾文的作品風格，但又保持住了智力天才一貫的矜持。他若能活得更為長久，該怎樣抵御一個洶洶而來的壓抑人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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