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與就業難：為什么說是來自第三方的擠壓？

如何解決用工荒？這是《經濟日報》提出的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卻是青年失業率再創新高，為２０．６％，于是，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解釋說３０００萬青年中（確切地說是３０００在近期正在找工作的青年中），只有６００萬屬于失業人口，他表示，如果一周的工作時間超過1個小時，就可以被歸類為就業狀態。

(資料圖片)

這下全明白了，中國的失業率不管是高了，還是低了，都與大家今天有沒的工作沒關系，要看一周，如果一周內送了一小時外賣，那就不屬于中國式的失業。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中國靈活就業人口，為什么會突然從二億，核變成了二億九千萬，所以，企業大規模裁員并不必然導致失業率的上升，相反，我們是在下降了。唯一不太清楚的地方是，專職做自媒體的小編們，算失業、算就業、還是算靈活就業？

這無疑是統計學上的一種矛盾，但是，真正的矛盾并不是統計學的，而是在現實中出現了奇特的兩難局面？

怎么個意思呢？

今年疫情放開了，各地都有了些許的生機，企業忙著招工，說失業率高吧？南方一些城市卻出現了“用工荒”，年輕的一代不愿意去工廠打工，“寧愿送快遞也不進工廠”。

這又是什么情況？

原因是企業招工的條件太差，差到拼死拼活賺的錢支撐不了家庭的小天地，更不要說有什么滿滿的幸福感了。而另一方面，統計局所公開的失業率只敢信其少，不敢信其多，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到底是用工荒，還是就業難？這互相矛盾的二者，哪一個是真的？

“用工荒”是假，就業難是真，不信年過四十的你辭個工試試？

就業的形勢很嚴峻，這是一個真命題。

如果中國的企業完美地執行勞動法，人均月工資水平與特斯拉比肩，為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相信用工不是個問題，再不行咱們去越南招，難的是有技術的工人缺，這也許就是清華李稻葵說的“錯配”，大學生學的太高大上，農民工又缺少技術培訓，所以難。當然，根本的問題還是待遇。

有些工廠急著開工，誰能帶來一個工人提成一千元，可見招工有多急。急為什么不能提高待遇，增加競爭力呢？

因為工廠的賺錢效應已經到了極限。

提高員工待遇與善良無關，與生存有關，提高待遇企業自己也不賺錢了，那還辦個什么？看看去年民企的利潤水平就清楚了。２０２２年民企利潤２６６００億，按４７００萬家企業平均，每個企業年收入不足６萬元，如此慘淡的賺錢效應，可以想象大多數企業都在邊緣上，沒有力量參與社會人力資源的競爭，也充滿了以各種方法降低員工待遇，違反《勞動法》的沖動。

這當然是企業的問題，一定要無情地批判，罵死資本家。

但是，也要給民營的小老板們一條生路，畢竟中國的民營企業４７００萬家，參差不齊，什么情況都有，它們是中國就業最大的支持者，雖然條件差，國家還是在鼓勵民企發展，因為民企支撐了８５％的就業，把民企的小老板們都批倒了，再踏上一只腳，中國的就業就崩了，大多數人別指望都去國企，更別指望享受體制內的待遇。所以，在痛批之后，要問一個為什么？

為什么民企失去了賺錢效應，是誰在打工者與老板之間做了一個擠占？從而出現了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的扭曲？

一句話，體制成本。

不久前，很欣慰地看到了吉林省出臺的一個接待規定，體制內人員的工作餐，一餐一人絕不允許超過一百元。看看吧，各地方都在努力減少開支，努力吧。

就業難是真命題，因為民營在衰退，經濟出現了下行趨勢，而稅收太高；用工荒是偽命題，因為缺的不是人，是收入水平太低，低到難以支撐一個沒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老人贍養諸多社會福利保障的家庭。

企業與員工的生存環境都到了極限。

于是，要做一個反思：到底如何解決就業難與用工荒的悖論？

大幅降低體制成本，唯此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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