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北京朝陽區檢察院發布白皮書：防范理財陷阱，穿透式監管須發力

12月17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發布金融檢察白皮書，全面梳理金融犯罪新特點、新趨勢。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朝陽區檢察院共受理金融犯罪審查逮捕案件703件1170人、審查起訴案件555件1467人，案件總量及涉案人數均同比增長三成左右。其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仍然是金融犯罪的“重災區”，占同期金融犯罪案件總量的85%。案件類型則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以P2P、私募基金為犯罪手段的案件增長較快。

對此，朝陽區檢察院建議，相關部門應提升金融監管能力，強化金融犯罪打擊力度，探索建立涉眾型金融犯罪案件涉案資產處置機制，有效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非法集資案件持續高發，隱蔽性、欺詐性特征凸顯

白皮書顯示，今年以來，非法集資案件呈大幅增長態勢，涉案金額屢破新高，涉案范圍更加廣泛，大要案頻現。在朝陽區檢察院受理的非法集資審查起訴案件中，涉案金額過億元的就有84件，其中，涉案金額超過5億元的15件，超過10億元的7件，超過100億元的2件。

此類犯罪手法也在不斷翻新，隱蔽性、欺詐性特征更加明顯。在趙某某等集資詐騙罪一案中，涉案公司以炒黃金現貨、期貨等為由包裝理財產品，這類投資理財產品專業性強，很容易誘人陷入圈套。

犯罪分子還抓住投資群眾對“保本”的底線要求，將非法集資包裝成借貸、股權投資、購物、辦理年卡等正常等價交易行為，誤導投資群眾，再以高息、回購、返現、附贈商品等形式承諾高額利息，環環相扣引誘投資人踏入非法集資的陷阱。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迅速發展，金融行業高精尖人才聚集，非法集資犯罪主體也呈精英化趨勢。”朝陽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吳春妹說，金融犯罪也呈現組織化、集團化的特征，金融犯罪集團層級分明、組織架構完備，常常以產業鏈形態運作。

近年私募基金犯罪增長較快，風險逐步顯現

自2014年，私募基金登記備案制度確立以來，私募基金領域創新活力持續迸發。一些非法集資公司打著私募基金的幌子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一些合規私募基金機構在募集、使用資金的過程中也存在著突破監管規定的違法犯罪行為。

以朝陽區檢察院辦理的“華融普銀案”為例，被告人蔣某、董某伙同他人成立了兩家公司，借發行理財產品、投資項目為名，以高額年回報率、返本付息為誘餌，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直到公司因無法兌付到期錢款而案發。經審計，兩家公司共向3000余名投資人非法吸收55億余元資金，造成投資人經濟損失34億余元。

按規定，私募基金不得公開向社會大眾宣傳。但犯罪嫌疑人不僅對投資人、投資金額等不作任何限制，而且通過各種虛假宣傳吸引投資，甚至與投資人簽訂股權回購協議、讓關聯公司出具擔保函等方式打消投資者對投資風險的顧慮。一些在金融活動中承擔現金支付、結轉，資金審計，法律咨詢服務等職能的第三方機構違規操作，也助長了非法集資、套路貸等犯罪行為。

近兩年，網絡借貸平臺逐漸進入風險集中釋放期，涉網絡借貸平臺刑事案件數量猛增。據白皮書披露，2019年，朝陽區檢察院受理的涉案金額超過億元的非法集資案件中，涉P2P網絡借貸平臺案件就有23件，占案件總量的27%。

建議探索建立資產處置機制，提升追贓挽損效率

“分析金融犯罪案件，反映出金融法律供給與金融發展需求不平衡、現代科技監管手段應用不足、刑事處罰威懾力不足等主要問題。”吳春妹認為，目前我國金融監管手段較為單一，穿透式監管難以實現，發現風險和防控風險的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從司法實踐看，部分金融違法犯罪違法成本較低，難以形成有效震懾，重復犯罪時有發生。以非法集資犯罪為例，集資詐騙罪的證明標準較高，司法機關一般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量刑，但集資詐騙罪最高刑期為無期徒刑，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最高刑期為十年有期徒刑，二者差距巨大。而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盡管犯罪數額從幾百萬元到上億元不等，但量刑均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難以達到罪責刑相適應。

對此，吳春妹建議，司法機關與金融監管部門應密切配合，通過完善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案件移送、信息共享和會商研判等機制建設，構建金融犯罪打擊合力。同時，合理區分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界限。

“金融犯罪，追贓挽損是重要一環。大部分涉案公司在案發后，剩余資產很難覆蓋全部投資金額，查封、凍結、扣押范圍較為有限，致使部分犯罪嫌疑人直至服刑完畢也無法償還投資者損失。吳春妹建議，應當探索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資產處置機制，綜合運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提升追贓挽損效率。(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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