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數據要素特征和客觀實際，推進市場化配置︱法經兵言

11月25日，上海數據交易所揭牌并啟動全數字化交易系統，為推動數據進場交易、促進各類資源要素快捷流動創造了有利條件，有利于實現大數據交易從分散化向平臺化聚合，為進一步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提供了基礎和有益嘗試。

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程度與水平決定了數據要素動能能否充分釋放，對加快數據產業鏈、價值鏈重構與轉型升級意義重大。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前提是明確數據產權歸屬，基礎是構建統一開放的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是健全高效的定價機制，底線是保障數據要素安全發展。

我國雖已明確了數據這一新型生產要素的重要地位，但相關法律尚未明確數據的產權歸屬，全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尚未建立，數據要素定價機制尚未明晰，數據監管與市場的邊界還不清晰，阻礙了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充分實現。故需立足數據要素市場的特征與現實，以“數據相關行為”為基準設計動態權屬制度、構建統一開放的數據要素市場，建立健全數據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定價機制，廓清數據監管邊界，保障數據要素市場安全發展，實現數據要素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率的市場化配置。

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面臨的制約

當前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卻面臨數據權屬制度不完善、交易市場未統一、定價機制不明確、監管邊界難清晰等困境，不利于數據要素的公平競爭與有序流通。

1.數據權屬制度不完善，影響數據要素公平競爭。

數據權屬制度設計仍然不夠完善。權利應當由國家制定法明確規定，目前，《民法典》《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雖然都涉及了“與數據有關的權益”，但是并未對數據權益類型、體系及權屬關系等予以明確。此外，法學界對數據權益歸屬與保護的研究，多從私法賦權和救濟的維度出發，試圖對數據中的人格權益與財產權益分別予以賦權，對相關權利性質、權利內容、權能體系進行構造。隨著互聯網經濟新業態的不斷更新，數字數據技術的高速發展，對數據進行靜態賦權的保護范式已不能適應數據活動的蓬勃發展，具體而言，市場主體無法辨明數據要素在市場競爭中的合法邊界，容易導致不正當競爭行為的發生，影響數據要素安全高效流轉和公平有序競爭。

2.數據交易市場未統一，阻礙數據要素有序流通。

當前我國并未有效建立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與數據流轉規則，只存在各地建設的數據交易平臺。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統計，目前國內現有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中心等在內的14家數據交易平臺。由于缺乏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導致各市場相關主體產生了數據惡意爭奪或封鎖屏蔽的現象。由于統一的數據流轉規則，導致各市場相關主體難以有效互信，產生了數據提供方、購買方、中介方私自留存、復制甚至轉賣數據的現象。這均是當前數據交易市場未統一產生的弊病，阻礙了數據要素的有序流通。

3.數據定價機制不明確，妨礙數據要素高效循環。

價格是要素價值與市場供需關系的直接體現，是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度量衡與風向標。當前，數據定價機制是全球面臨的難題，與傳統要素相比，數據要素具有非排他性、價值的低密度性、復用性等截然不同的特征。數據產業鏈涉及數據的采集、傳輸、存儲、使用、清理等各個環節。數據要素定價機制的不明確，直接導致了市場難以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妨礙數據要素高效循環。

4.數據監管邊界難清晰，影響數據要素健康發展。

《數據安全法》第6條規定：“各地區、各部門對本地區、本部門工作中收集和產生的數據及數據安全負責。工業、電信、交通、金融、自然資源、衛生健康、教育、科技等主管部門承擔本行業、本領域數據安全監管職責。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等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各自職責范圍內承擔數據安全監管職責。國家網信部門依照本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負責統籌協調網絡數據安全和相關監管工作。”分類分級固然是數據監管的基本原則，但需要警惕在“多龍治水”的狀態下，各級各類行政部門過度干預市場，以行政權力代替市場競爭機制，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扭曲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影響數據要素市場健康發展。

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推進之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平等交換、統一市場、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當前，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進路的關鍵與保障就是因應數據要素特征，構建并完善數據權屬、數據交易、數據市場、數據監管的法治體系。

1.以“數據相關行為”為基準設計動態權屬制度。

數字經濟發展所涉及的諸多環節具有高度的內在統一性，本質是圍繞“數據相關行為”，即數據采集行為、數據計算行為、數據服務行為、數據應用行為形成的完整的數據行為生態系統。數據不僅作為信息載體而被數據控制者收集和整理，更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數據控制者進一步挖掘與使用，體現了消費產品與生產要素的高度聚合。故此，根據數據運行的全周期及“數據相關行為”的實施進展程度，可將數據區分為原始數據、衍生數據、創生數據。對于原始數據，應加強個體權益保護；對于衍生數據，在保障用戶個人正當權益的同時，也要注重對處理者權益保護；對于創生數據，需著重保護“數據創生者”的權益，激勵為數據價值釋放與創新投入勞動與資本的主體。

2.構建統一開放的數據要素交易市場。

第一，探索建立數據要素全國統一市場。一是由中央政府主導建立全國數據要素交易中心，數據供給方、數據需求方可以直接在該中心進行交易；二是由中央政府牽頭建立全國數據交易平臺，該平臺并不直接提供交易服務，其作用在于為各地方數據交易中心提供接口，打通地方數據交易中心的物理屏障。

第二，做好數據要素標準化建設的頂層設計。對于數據要素市場而言，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數據標準管理制度，能夠提高數據質量和規范性。譬如，可以“數據相關行為”為中心點，聚焦于數據的采集、計算、服務、應用等環節構建數據行為標準。在實現數據相關權益保護的同時，消除噪聲數據，實現對有價值數據的高效整合與歸集。

第三，推進政府數據科學有序開放。我國政府數據開放共享應適時結合實踐經驗，通過加強政府數據開放共享的頂層設計，以高位階規范性文件推進全國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一是創新相關制度，注重對政府數據的有序開放共享，建立起政府數據的開放共享目錄；二是暢通多元主體間數據流通通道，建立“政-政”數據共享、“政-企”數據開放、“企-政”數據匯集和“企-企”數據互通四維數據要素流通公共服務體系。

3.建立健全數據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定價機制。

當前亟須建立健全數據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其作用在于使數據信息與實體要素通過數字技術與通信技術在網絡空間中有機結合，以產生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融合作用，進而實現對工業經濟時代造就的經濟模式與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只有讓數據在市場上充分流通，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方能激活數據要素的生命力與創造力。促進數據在不同主體間的自由流通，放大數據賦能的疊加倍增效應，推動數據資產化進程的基礎上，加快形成“市場有效、企業有利、個人有益”的配置機制。

4.廓清數據監管邊界，保障數據要素市場安全發展。

第一，加強部門法之間的協同，形成治理合力，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提供科學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當前《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等多部門法律均定了數據安全與發展的監管邊界，在《民法典》《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中也涉及對數據要素動態流轉行為的法律規則。應切實推進上述各部門法的協同，有效應對實踐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適用競合，提升數據要素治理實效，實現數據要素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率的市場化配置。

第二，實施要素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厘清市場與政府邊界。在當前分類分級、分地區分部門開展數據監管的背景下，更需要加快在數據要素市場實施負面清單制度，在法治軌道上合理約束行政權力在數據要素市場規制中的行使，統籌安全與發展兼顧，堅決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建立多元主體參與的共商共建治理模式，支持監管部門、平臺、用戶等在內的多元主體參與數據治理，切實有效推動數據有序流通與數據安全保護的平衡共進。監管部門應健全和完善科學化、專業化、常態化的數據監管體系；平臺應切實保障數據安全，規范數據采集、使用、處理等行為；用戶要增強數據權利意識，有效維護自身數據權益。

（陳兵系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經濟與競爭法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標簽： 數據要素 市場化配置 數據監管 數據治理 數據交易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