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領中產化”是未來趨勢，零工經濟要有兜底保障

“失業，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嗎？”在《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中文版序言中，清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嚴飛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假扮失業的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為了再次就業一直在尋求各種機會，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芭芭拉的求職經歷讓他讀來“心有戚戚焉”。

和一些純學院派學者不同，嚴飛有職場工作經歷。2005年，他從牛津大學社會政策系碩士畢業后到了中國香港。在香港，金融和咨詢方面的工作機會最多，但嚴飛的專業不對口。當時為了投適合的簡歷，他專門做了一個表格，整理的公司名字就有100多個，也像芭芭拉在書里一樣積極參加就業指導，到處學習“面經”，但都沒找到理想的工作。于是，他繼續學術研究，在2011年獲得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系碩士。

在2014年獲得牛津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學位之前，也有一段小插曲。當時嚴飛回到國內做田野調查，那次調查的時間比較長，一路求學累積下來的苦悶和壓力也讓他備感疲憊。身邊很多朋友都進了高薪的投資銀行、咨詢公司，他也打算嘗試下自己是否適合非學術的工作，就應聘進入一家全球著名咨詢公司。

那家公司里，人人都能做一手漂亮的PPT，不僅顯示出高級白領的專業，也讓外界非常羨慕。嚴飛入職后卻發現，原來后臺有關聯程序，只需在Excel表格里輸入相關數字，就會自動生成PPT。在電腦前小心敲打鍵盤輸入、核實的數據多了，他會想起卓別林的經典電影《摩登時代》——卓別林擰螺絲，他錄數據，兩者其實沒有太大區別。

咨詢公司的工作強度也很大，早上八九點上班，晚上動輒加班到10點。好在福利不錯，為了鼓勵大家積極上班，每周五會提供豐盛的早餐和午餐。一天，當嚴飛再次結束加班后突然想，自己怎么可能為了吃美味的工作餐而去做這個工作呢？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理論》中說，一個高度理性化、科層制的組織模式，就像一架由人組成但卻并無人情味的運轉良好的機器，人只是這架機器上一個個性能良好的齒輪。嚴飛覺得那家咨詢公司也一樣，新員工從分析員做起，是一顆小螺絲釘；隨著職務升遷往上走，優秀者能變成合伙人，薪資待遇上漲，成為一顆大螺絲釘，“但你還是螺絲釘”。意識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是讀書和寫作后，嚴飛堅定地回歸了學術研究道路。

那段工作令他難忘，他會更加關心與白領相關的社會問題。“今天的白領和以前的白領已經不一樣了。”他認為，如今白領的上升空間確實更小，也有失業風險，而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還在持續對農民和藍領打開，“藍領中產化”是未來趨勢。

向上流動通道還在擴大

第一財經：白領曾經給人的印象是有車有房，講究一定的生活品質，子女接受不錯的教育。但不管是最近出版的《失業白領職場漂流記》《夾縫生存》中描寫的美國失業白領，還是“雙減”政策出臺后中國教培行業大批白領面臨再就業，都令人思考，白領階層是不是很脆弱，向上流動的天花板難打破，向下跌落卻很容易？

嚴飛：這個問題具體到中國社會，可以從兩個不同層面來看。第一是大量白領通過努力，已經完成了一次社會流動。很多白領以前來自農村、鄉鎮，他們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大學，畢業后找到工作、獲得戶籍，隨后結婚生子留在大城市。換句話說，他們通過8~10年，甚至15年以上時間勤奮努力，完成了一次階層飛躍。這樣的階層飛躍和整個中國社會大的結構性轉型也相得益彰。從人口統計數據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結構在過去20年里由原來的“倒丁”字型轉變為今天的“土”字型，大量群體從社會底層向上流動變成中產階層。

另一方面，農村和鄉鎮向上流動的通道又在不斷擴大。“十四五”規劃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城鎮化比例，從今天的60.6%增加到65%，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民會進入城市，從面朝黃土背朝天，慢慢變成今天的新市民階層或是中產階層。

但中產階層要想進入到社會精英階層，就不再是簡單的8~10年的奮斗過程，而是突破性質變，這是非常難的。從這一點來講，我非常同意如今白領向上流動的天花板不太容易打破的說法。那么，白領是不是向下跌落就非常容易呢？確實，大家口袋里的錢越來越多，但收入和支出相比較，并不能保證過上完全中產的生活，還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要操心孩子教育、醫療社保、食品安全、空氣污染，等等。而今天，不確定性中還會增加一項“突然失業了怎么辦”。這種情況下，雖然從客觀指標看確實越來越多人進入到中產階層，但主觀上很多人會搖頭說自己不屬于中產，也覺得白領變得更加脆弱。

而且現在的白領和以前的白領也不一樣了。最早的白領出現在1980年代的上海、深圳、廣州這些沿海開放城市，他們衣著光鮮地坐在辦公室工作，給當時還在吃“大鍋飯”的人們帶來很多想象和憧憬，覺得這是令人羨慕的未來生活。經過市場經濟洗禮后，今天在辦公室里工作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薪資待遇也不像以前那么高，白領成為一份普通的工作。

求穩人越多，社會越“卷”

第一財經：以前社會的普遍職業價值觀是“越老越吃香”，現在行業更新和替代非常快，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人工智能的普遍應用，很多工作被外包或者被AI替代，連工作經驗豐富的人都開始失業。這是否預示著今后失業會變得越來越普遍，可能每個人都要做好失業準備？

嚴飛：這個問題我只同意一半。確實，每個人都要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所預防和準備，但我不太同意每個人都要做好失業準備。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其實不是失業，而是社會巨大轉型之下的很多不確定，比如說“雙減”政策出來，教培行業受影響就非常大。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長時間或者一輩子都在一家公司其實也挺無聊，就像我們父輩當年“吃大鍋飯”，喪失創造力，國家才在上世紀90年代打破了單位制，引入市場經濟。所以即便今后會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挫折，如果做好轉換新賽道的準備，能從舒適圈里走出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精彩世界。

第一財經：但是因為疫情等因素影響，這幾年就業門檻越來越高，碩士去卷煙廠、博士去街道辦或者中小學教書的新聞不斷，年輕人求穩的心態也非常明顯，考公務員、教師資格證的人數不斷創新高。你怎么看待這些現象？

嚴飛：年輕人求穩現象背后，實際上還是前面提到的由于未來有不確定性，整個社會才出現焦慮。中國經濟在過去40多年時間里高速發展，經濟高速發展必然會導致整個社會越來越異質化，異質化狀態下競爭壓力也變得越來越大，不像同質化的“大鍋飯”時代，只要有一張大學畢業文憑，就可以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有人權衡之下覺得，還不如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生活狀態中，于是很多年輕人就去考公務員、教師資格證等，所以報考人數才會每年都“創新高”。結果這些人又面臨更高程度的激烈競爭，最后社會就變得越來越“卷”。

第一財經：求穩心態的人變多，社會是不是就會喪失活力？

嚴飛：不能這么簡單判斷。一方面，也有人不斷打破舒適區，從體制進入到市場創業，這樣的大學老師我就認識好幾個；另一方面，公務員、教師的錄取比例實際上每年變化不太大，更多人是主觀上想求穩，但并沒有實現，最后還是進入競爭賽道，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創造力被激發出來。

藍領中產化是必然

第一財經：白領求職競爭激烈，但很多地方又出現“用工荒”，技術工人尤其緊俏。“雙減”政策出臺后，社會上也很關心未來職業教育發展。你對此有何建議？

嚴飛：10月底我才在浙江做了調研，職業教育這塊還真的有些話想講。國家最近頒發文件提出全力推進高質量的職業教育發展，到2035年要建立起技能型社會，這個政策文件主導了未來職業教育發展方向。

但現在很多人對職業教育有刻板印象，比如會下意識地給職校學生貼標簽。一個孩子要是上了高中，開學第一課老師都說要好好學習，努力考上好大學。而同樣是16歲的職校學生，開學第一課很多老師們會和他們說不要文身、不要吸煙、不要酗酒、不要打架，有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覺得這些孩子都是有“問題”要解決。而且有些職業學校的老師還是兼職，師資質量也不是特別好。

所以整體來講，我對職業教育最大的期待，就是它成為一個系統化、全方位的訓練，不僅是技能，更重要的是包含法律意識、勞動維權意識、文化技能等培訓。同時希望提高技術工人的工資待遇，讓他們的職業發展更加清晰。這方面日本和德國就做得好，他們有“階級再生產補償機制”。“階級再生產”是指父輩、祖輩是工人，后輩長大后也是工人，但這些藍領工人薪資待遇比白領還高，這就是對“階級再生產”的一種補償機制。

第一財經：《失業白領漂流記》里寫到，很多白領再就業只能找藍領的工作了。這是否意味著白領藍領化、藍領白領化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傳統社會中藍領、白領的角色分工不再那么明顯？

嚴飛：在中國，藍領中產化是必然。而且今天都市里出現“新藍領”，他們和互聯網企業緊密聯系，通過平臺經濟找到新工作，不是傳統次級勞動力市場里的體力工人。未來的趨勢是，無論傳統的體力工人、藍領，還是都市新藍領，都會通過城鎮化轉變成新市民階層。

至于是否會白領藍領化，那就涉及另外一個話題：社會是否在向下流動？這種趨勢在日本已經出現，就是三浦展所說的“社會下流化”，或者大前研一形容的“M型社會”，中產階層在消失。中國是否也會如此呢？正如前面我所說，從統計學數據來看，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橄欖型社會，向上流動的通道還在不斷打開，而且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出來后，我們也看到，社會結構中“土字型”上面的一橫越來越長，所以我覺得中國不會出現白領藍領化的情況。

但不管是《失業白領漂流記》還是《夾縫生存》，都講到美國白領失業后的陣痛，也都描繪了美國夢的丟失。傳統的美國夢是只要你勤奮工作、努力學習，就可以有車有房，過上相對比較舒適安穩的生活。但是今天你會發現，美國很多中產階層已經和這樣的美國夢脫鉤了，很容易從追求美國夢中跌落下來。同樣，中國社會在發生巨大轉型，白領失業后也會面臨陣痛，對于這些群體，我們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和關心。

零工經濟要有兜底保障

第一財經：你在《失業白領漂流記》的推薦序里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失業，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嗎？”你認為有些失業是結構性不平等導致的，一個社會應該怎樣做才能破除這個困境？

嚴飛：說到結構性困境，就應該從結構性層面進行深度反思。

第一，繼續保持社會向上流動通道，讓整個社會有種能向上流動的預判，給予更多的確定性，最終發展成橄欖型社會。

第二，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體系上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零工經濟，零工經濟時代最大的問題是一位求職者或者打工人在不同企業、不同公司通過靈活用工來掙生活費，但他的五險一金到底該由哪家公司出？這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還沒完全跟進，要把它做得非常扎實才能保障越來越多從事零工經濟的人，享受到基本的公共福利兜底服務。

第三，應該有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公益慈善機構去關心失業群體，提供一些職業技能培訓，給予他們心理幫助、家庭關愛。失業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心態失衡，涉及如何處理夫妻關系、如何進行心理調節等多方面問題。這些幫助不僅要有政府，也需要市場和社會共同參與，通過多方力量去緩解、推動失業帶來的問題。

我特別想說的是，失業并不是任何人的罪過，也千萬別覺得就是人生終點。失業只是人生一道門檻而已，人的一生都會遇到不同的門檻，有不同的困境。我們要找到自己最有優勢的點，去努力不斷更新知識體系，重新走出家門走入社會。

總結下來就是，確實我們今天面臨巨大不確定性，會遇到事業陣痛，相信通過政府、社會、企業層面提供多元服務和幫助，失業并不是“夾縫生存”，最后還是會堅強生存。

《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

[美]芭芭拉·艾倫瑞克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 2021年9月版

標簽： 白領 失業 中產 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