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一成 背后有哪些原因？

今年以來，一些地區出生人口數量仍在延續下滑態勢。

目前，包括貴陽、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數據、新生兒篩查或戶政出生登記等數據都出現了同比下降的情況，一些地方的下降幅度超過一成。

貴陽市衛生健康局網站數據顯示，貴陽市2021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36425人，2020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43783人，兩相比較，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8%。值得注意的是，該網站寫的是2021年10月數據，但實際上是1-10月累計數據。

在安徽池州，2021年1-10月戶政出生登記8371人；2020年1-10月戶政出生登記10598人。兩相比較，今年前10月下降了21%。

根據此前9月公布的“關于《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的說明”，安徽省出生人口連續4年減少，人口形勢極為嚴峻。據安徽省全員人口數據庫統計，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別為98.4萬、86.5萬、76.6萬、64.5萬、53萬（預測），年增長率為-12.1%、-11.4%、-15.8%，-17.8%，整體呈斷崖式下降趨勢。

在山東省膠州市，2021年1-9月，出生醫學證明簽發4644份；2020年1-9月，出生醫學證明簽發5263份。兩項比較，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1.8%。

河南是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根據河南省發布的數據，截至9月22日，全省完成新生兒“兩病”篩查58.83萬例、聽力篩查58.92萬例，篩查率分別為98.69%、98.85%。據此推算，2021年三季度河南新生兒約59.61萬。而河南2020年三季度新生兒為73.43萬。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河南2020年統計的數據是截至當年9月底，而2021年統計的是截至今年9月22日，從時間上兩者差了8天。

人口專家、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教授對第一財經分析，出生人口持續下降，有多個方面因素，首先就是育齡婦女數量的減少，尤其是有資格當媽媽的人在逐漸減少。這是出生人口逐漸減少的源頭和基礎。

他表示，從上世紀80年代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的歷年出生人口數據看，我國出生人口在經歷1987年這一近40年的最高峰（2508萬人）之后，連續多年下行：1991年跌破2300萬人；1994年跌破2100萬人；1998年更是跌破2000萬人大關，直至2020年跌到1200萬人。可以預見，隨著“95后”乃至“00后”陸續進入婚育階段，未來出生人口仍面臨不小的下行壓力。

其次是生育年齡推遲。董玉整說，現在很多人初婚初育年齡達到27歲以上，比法定結婚年齡（男性22周歲，女性20周歲）大幅提高。許多人的實際生育年齡超過30歲以上，早已經成為了大齡孕產婦，甚至成為了孕產活動中的高危人群。同時，近年來，不孕不育人群增多。

再次，當前婚育成本顯著上升，在現實的意義上擠壓人們的生育意愿，讓人們不敢多生。例如，青島市統計局公布的青島市農村青年婚姻關系調查報告顯示，該市農村青年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不強。寧波市農村青年婚姻關系調研報告也顯示，多數農村青年對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普遍不高，尤其是女性青年。

董玉整說，新冠疫情也對生育有所影響。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已經明顯地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念、生育行為和生育水平。雖然疫情讓人們有更多時間待在家里，夫妻之間有更多的時間相處，但疫情影響了現實的生活和生育水平，削弱了人們生育孩子的熱情和動力。

針對生育壓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趨勢，近年來中央和各地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措施。《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要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要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進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8月20日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后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采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綜合采取規劃、土地、住房、財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動建立普惠托育服務體系，提高嬰幼兒家庭獲得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國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支持幼兒園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區提供托育服務。

在地方，近期以來，多省份密集修改當地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各地普遍延長了產假、增設育兒假。黑龍江、吉林、安徽提出了建立實施生育、育兒補貼制度。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關于促進人力資源聚集的十六條政策措施》，對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戶籍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這是全國首個發放育兒補貼金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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