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到大西南，“華蓋三杰”專注建筑參與保衛云貴川

《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是難得地為那一代建筑師“說話”的小書，以華蓋建筑師事務所的三位合伙人趙深、陳植、童寯為主要對象，兼顧同時代的其他建筑師及相關人士，從1920年代寫到1950年代。時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先后展開，烽火連天之際，華蓋建筑師們天各一方，趙深立足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開展新業務，陳植留守上海維持本地項目，童寯投身于緊張的抗日工業建設工作，并在貴陽運營分所。

他們一方面堅信中國必勝，主動參與抗戰，克服艱苦條件和巨大的不確定性，先后設計了百余棟各種功能的建筑，包括住宅、學校、工廠、辦公樓、文化設施等，并設法維持事務所的存續；一方面被動應對戰時的動蕩，忍受與家人的分離之苦，在復雜的人際交往中與各方勢力保持合理的距離，抽出精力甚至付出財力指導學生、后輩，與其他建筑師和學者們共同推進中國建筑學的研究和傳播工作。

站在數十年后的視角回看，“二戰”的特殊時代背景給了我們更好地看待華蓋建筑師及其同代人的角度，“華蓋三杰”的事跡也能夠吸引我們再一次認真細致地了解那個年代。《烽火中的華蓋建筑師》一書以區區200頁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啟發式的敘述，作者張琴坦言寫這本書是“做筆記”，很多內容都來自建筑史研究、尋訪知情人、閱讀資料、查找和比對檔案的漫長過程，一邊探索一邊記錄。

第一財經：這本書是講建筑師的，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建筑史著作，你給大眾讀者創造了一個更好地理解建筑師的機會。為什么這樣來寫？

張琴：關于戰爭年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大家比較了解的是西南聯大的那些人。在建筑師里面，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輩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我希望我的寫作能吸引大家去關注另外一些也很重要的建筑師，而關于他們，大家能夠看到的資料很有限。我想這一方面是由于歷史的原因，一些建筑師的后代、學生可能對他們的了解也不多；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講述中能破除一些藩籬，打開邊界，這樣更有利于我們理解那一帶建筑師所做的很多開創性的工作，無論是對古典園林，還是對傳統文化等。這樣梳理細微的歷史，也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更好地面對未來。

抗戰時期梁思成、林徽因留下的材料比較多，因為林徽因跟費正清夫婦一直通信。從林徽因的信中，可以了解他們家庭當時的一些狀況。梁、林的女兒梁再冰當時寫了日記，根據她的記錄，我們知道了童寯和梁思成見面的情況，包括“童伯伯的東北口音”和他們之間親密的友誼等。最近我看有云南學者在文章中提到云南省檔案館有一份資料，顯示西南聯大聘任趙深和梁思成為建筑設計教員。龍云的兒子告訴我，當時在云南，他覺得最有名的建筑師就是趙深和梁思成。

趙深當年在云南是名聲非常洪亮的，但是現在知道他的人已經很少了。趙深、陳植對現在中國最大的建筑設計院——上海民用建筑設計院和華東建筑設計總院貢獻很多，但是這些機構留下的資料也有限。所以，要從被割斷的歷史、被遮蔽的話語中尋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既有挑戰也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財經：戰爭與這代建筑師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你把很多筆墨用在書寫西南地區上，為什么西南如此重要？

張琴：戰爭是理解華蓋建筑師這代人的重要背景，但我們對那場戰爭知道得不多。如果我們對當時的情況了解得更詳細更全面，可能就不會覺得這些建筑師的選擇和行為方式有多么令人震驚。他們在戰時的行動，很多是在我國西南地區展開的，現在的建筑學院里有建筑歷史這門課，其中對上海的歷史研究比較多，也跟同濟大學等高校在上海有關系，但是關于西南的，特別是戰爭時期西南的狀況，研究就很缺乏。而當時，無論從國際形勢還是國內狀況來看，西南都是那么重要。

以前因為做建筑文化遺產保護，我經常去西南，而且主要是去比較偏遠的地方。比如我第一次去貴州就是去做保護云山屯（安順屯堡村寨）的調查工作。我們的步子可能比深入古村落寫生的美術學院學生和一些文物販子慢一點點，但還是跑在很多人的前面。很多地方大家都沒聽說過名字，我們就去過了。所以我能想象到，在戰爭年代，趙深、童寯他們做建筑設計的工作，梁思成他們營造學社做調研等等，物質條件尤其是交通的考驗非常大。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會對書里的每一個人抱著同理心，把自己帶入到當時的場景，來盡力去理解他們的處境。

雖然困難很多，但當時的人都有自己的堅持。童寯設計的那座酒精廠，管理團隊和工程師團隊是留德背景，他們一直不滿意排放出黑煙，覺得環保沒有做好。戰爭年代其實苛求不了這些，他們還是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認為技術工藝上有遺憾。圍繞這些建筑師們，每一個項目都能展開很壯麗的畫卷，他們與業主、營造商等共事的人們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

在戰爭那么殘酷的狀況下，國際交流也還沒有停止，整個西南作為大后方，反而不是一種封閉的狀態。取得戰爭的勝利不是光靠勇敢作戰，背后還要有強大的科技和工業的能力來支撐，要有滇緬公路這樣的通道來讓中國保持與世界體系的連接。保衛云貴川的戰爭，曾經是東南亞戰局、整個太平洋戰區的關鍵，體現的是整個世界的政治角力。而談到當時云南的建筑業，華蓋是無法繞過的一個議題。最近我看到云南的學者發表了一篇文章談當時云南的營造商，也提到了他們與華蓋的合作關系。

第一財經：烽火年代的中國建筑師面對的是一種怎樣的工作環境？

張琴：我覺得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他們要面對與熟悉的江南差異很大的環境。無論氣候、自然環境、人文，都非常不同。比如陳植的岳父董顯光，時任國民政府要員，他的文字中記錄了很多在重慶生活條件很困難的內容。

另一點就是戰爭的推進速度出乎大家的意料。當時在作為大后方的云南有一個短暫的和平時期，一切都比較正常。很快由于武漢、長沙淪陷，昆明進入了日機轟炸的航程范圍。加上當時日軍在東南亞勢如破竹，整個中國戰區當時的淪陷速度也相當快，導致很多人有悲觀情緒。

這段時間趙深、陳植、童寯他們都沒有留下日記、筆記，我們只能通過一些資料零碎地拼湊出他們的生活場景。童寯是個特別樂觀的人。整個抗戰時期，他在西南其實生活很艱苦，但對于戰爭的走向，他依然很樂觀，很多人認為中國是撐不下去的，他一直覺得肯定會勝利。他跟其他人不一樣，戰爭來臨時，很多人逃亡了，童寯比很多人出發得早，但他是投身抗日去了。童寯能夠看到光明，對未來很有信心，那么工作的精神狀態肯定不一樣。

華蓋和資源委員會的合作是戰前在南京就開始的，業主和建筑師也有相同的教育背景。童寯自己承接的這些項目，一個特點就是業主的背景跟他相似，都是留學生，都是技術人員、工程人員，或者清華校友等，氣質比較投合。與他們合作的工人、技術人員等，相對專業性都是比較高的，那個時候的專業分工體系還是比較完整。這可能是童寯設計幾個后方工廠很順利的一個原因。后來華蓋在無錫還設計過無錫榮家的茂新面粉廠，并留存至今，當時已經有流水線的概念，雖然從華蓋建筑師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作業里沒有看到他們設計過工廠，但是華蓋確實有過一些工廠項目，積累了經驗。他們的設計能力是蠻強的。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這一代建筑師能夠把注意力保持在工作上。營造學社在西南的時候，劉敦楨和梁思成的通信非常密切，劉敦楨自己也有筆記留存。看看已公布的劉敦楨古建調研筆記，你就會忘了他是在戰爭時期工作的，除了他寫到為了去一些地方需要向管理當局申請，其他的記述展示了他的注意力仍舊在建筑本身上面，讓人感覺他好像只是把調查地點從河北、山西等地轉到了西南而已。

第一財經：華蓋三杰之間能維持密切合作，是否除了彼此認可和深厚的友誼之外，還有管理方面的可取之處？你在書中寫到幾個版本的合伙合同，他們的商業管理知識源自何處？

張琴：首先，他們之間是非常信任的，后來趙深在南京時，把他的私章、家門鑰匙都交給童寯保管。比較他們的合伙協議，看其中的更動，是很有意思的，既很明確、很理性，又照顧到現實的需要，可惜協議只有幾份留存。華蓋建筑師事務所大部分的資料都不存在了。在協議當中，他們三個人不斷調整合伙占股的比例，趙深因為更多地要對外打交道，涉及的費用也要明算，他們把這些都列得比較清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也照此執行。

我想他們的合伙方式跟所受的教育有關系。美式教育比較注重書面，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契約精神。華蓋建筑師能夠合作這么長時間，還保持好的合作關系，中間經受了幾次經濟的滅頂之災，現在很多自己開業的建筑師看到這些，都會有所思考。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也陸續出現了一些長期存在的合伙制建筑師事務所。但是華蓋的時代，跟我們現在的建筑設計模式是不一樣的。1950年代我們全面蘇聯化，而華蓋的工作模式是他們從美國引入的，建筑師有駐場的工作。當時營造商的專業能力也很強，在趙深等人創辦的《中國建筑》雜志的廣告上，可以看到很多材料供應商、設備供應商、營造商的廣告，從中可以了解當時建筑業各個部分的工作跟現在有怎樣的不同。

第一財經：好的建筑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建筑師也要經歷漫長歲月之后的他人評說。你覺得建筑師是怎么看時間的？華蓋建筑師這一代人的歷史觀念是怎樣的？

張琴：通常建筑師會認為建筑的壽命長于人的壽命。每一個有使命感的建筑師在做設計的時候都會思考，面對時間的流逝，建筑的意義是什么。在當今中國，業主、施工方和全社會對建筑師的理解，和建筑師對自己職業的理解，可能還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在中國，建筑不屬于藝術也不屬于人文。童寯說“生平最快樂的事，莫過于學建筑”，建筑師的工作不但跟人的心靈密切相關，也跟社會密切相關，不僅要面對當下，也會思考未來。當年梁思成給被迫流亡上海的東北大學第一屆建筑系學生寫了一封信，在那樣的時候還要跟他們講，“要告訴社會什么是建筑師”。當時人們經常會把建筑師跟電氣工程師等搞混，所以建筑師如果對這個職業、對他們所學的建筑學專業有熱愛，就肯定會去想建筑的主題是什么，我們通常會說空間是主題。時間必定也是個主題。

標簽： 建筑師 中國建筑史 抗戰 華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