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奇葩電影的極限挑戰：寫了六年的劇本為何說換就換

第五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影片《永安鎮故事集》收獲了費穆榮譽·最佳導演以及青年評審·導演榮譽兩個重要獎項。

影展啟幕后不久，作為較早首映的影片，《永安鎮故事集》的口碑很快傳開了。電影票是影展期間的硬通貨。原價80元一張的影票在黃牛手上飆漲至千元以上。平遙電影宮里，走在路上，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它。

這是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它講述的是一支劇組進入拍攝地之后發生的故事，現實與創作的邊界被打破了，從劇組與餐廳老板娘的交集開始，引出三段詼諧而又憂傷的故事，在影片中，他們調侃著電影行業的權力格局，反思創作者的自我迷戀與主題先行，又將電影人的自省引申到更廣闊的情感層面，觀照普世的個體存在。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平遙影展上密集地出現了與電影有關的電影。《永安鎮故事集》《地球最后的導演》《小奏鳴曲》或多或少都和拍電影有關。世界范圍內，創作者孜孜不倦地、從他們最熟悉的生活中汲取創作的源泉。在行業尚未徹底恢復元氣的時刻，電影人抱著對電影自此淡出公眾生活的憂思，返歸片場，將情感投擲在創作中，帶領觀眾重返最接近電影的時刻。

在《永安鎮故事集》這個輕盈的、飛揚著才思與詩意的影片背后，是一支因愛電影而相遇的主創團隊，在創作經歷重大波折的時刻，出于對創作自由與才華的保護，以及信任，做出了危險但最終被證明正確的決定。

《永安鎮故事集》遭遇了比戲劇更戲劇性的波折。2020年年末，整個劇組進入拍攝地郴州資興籌備到第17天的時候，導演魏書鈞和編劇康春雷之間對如何呈現這個故事產生了根本分歧，他們對劇本反復修改，卻無法得到令彼此都滿意的結果。他們最后決定將之前的劇本全部推翻，重寫一個新的。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是所有按照原劇本籌備的美術置景作廢，演員解約、賠償，重新選角。

影片出品方工廠大門影業創始人、制片人黃旭峰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并同意修改劇本繼續拍攝，這一決定首先基于對導演創作才華的認同。此外，在黃旭峰看來，魏書鈞是一個非常知道事情后果的導演，這不是隨心所欲的決定：“他一定思前想后，覺得新的東西更在他的狀態中，拍起來更得心應手。”他向第一財經坦言，這個決定里當然有賭博的成分。正如影片中，那些詼諧的、自嘲式的對白：“為了華語電影，勇敢一次。”

一次冒險的、有點“飛”的創作歷程就這樣開始了。楊子姍、黃米依、劉洋成為新的主演，黃旭峰在片中出演制片人，康春雷出演編劇，影片臨時集結了現如今活躍著的七位中國青年導演：梁鳴、楊瑾、楊平道、宋川、翟義祥、耿軍、吳中天，他們在短時間內被召集在一起，恰巧遇到了各自適合的角色，并給出了超出預期的表演。“所幸結果很好，謝謝電影之神。”黃旭峰說。

在對《永安鎮故事集》編劇、演員康春雷的專訪中，我們復盤了電影極限創作始末，也聊了聊關于電影之外的行業問題，關于資方、制片人、導演、編劇之間的角力。在這個好故事稀缺的行業中，為什么編劇成了最底層的那一個，最后談了談他對電影以及創作的理解。

在影片中出演與自己同名的編劇，戲份挺重，這對康春雷而言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他反復提及，自己與角色在性格上有較大差異。但編劇身上那種頹唐中又帶著理想主義的部分，和康春雷本人卻有所重疊。在影片中，導演與編劇就“電影能否影響人的生活”展開辯論，編劇是那個選擇相信的人，康春雷也是。

“我是真的相信電影能夠影響人的生活。它的時間跨度可能很長，不是今天拍了一個片子，大家的生活就改變了，它也不是指導人的生活。而是在漫長的時間里，它可能能讓人的內心更柔軟一點，能讓這個變成石頭的世界稍微化開一些，或者讓一個人在某一刻的生活里見到另一個人的時候，他愿意去理解對方。”康春雷說。

《永安鎮故事集》編劇、主演康春雷：我相信電影可以改變人的生活

被推翻的劇本

第一財經：你和魏書鈞最初應該是基于共識達成的合作，為什么后來出現了劇本被推翻的事件。

康春雷：《永安鎮故事集》劇本是我從2014年就開始在寫的一個故事。2019年11月，當時我們的執行制片人介紹我和老魏認識，他當時看了非常喜歡。我記得他說劇本文學性很強，和他的之前的風格很不一樣，所以他很想嘗試。我們就去勘景了。回來之后半年多的時間，我們在一起修改劇本。

2020年的11月初，我跟他一起到拍攝地郴州資興籌備，隨著籌備的進行，出現了一些問題。老魏是一個現場型的導演，他到那個小鎮上，會考慮很多現實的因素，比如說小鎮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就像電影里的臺詞，“把攝影機探到生活里去，記錄人們生活的樣子”。但是原版故事其實是更形式主義的，更抽離的，憑空架起了一個小鎮，現實邏輯在里面，不在外面。

我盡量配合他修改，可是我們兩個越努力，越覺得這個東西不對，變成了一個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東西。變成了一個怪胎。有一天老魏就跟我說，他說他不能拍爛片，他不想拍爛片，意思是如果這個劇本沒有辦法的話就算了，就不拍了。

但是籌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故事。我們入住的酒店后院的確有一個餐館，那里的確有一個老板娘，她每天的穿戴與環境非常不相符，難以想象她怎么在這里工作，她平時很懶散，見到我們總是非常的積極，她給了我第一個故事的想法。我就抱著最后一絲幻想，說我們就玩一個飛一點的，推翻原來的故事。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了老魏，當時他都快睡著了，然后突然跳起來了，說這個可以。但是顯然太短了。他說沒關系，我也有一個故事，這就是第二個女明星的故事。

第三個故事怎么辦？我說就寫我們兩個平時爭論的東西，用一種夸張的人物形象和把它放進去，相對比我們本身的關系更激烈一點。我們就一起寫了第三個故事，結構就出來了，當天晚上我們寫了大概五六百字的梗概，然后他拿著簡單的梗概找到制片人，回來之后和我說制片方工廠大門影業同意了。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因為就像電影里，制片人說的“我都All in了，你居然要換牌。”當時演員合同也簽了，也都在按照原來的劇本在籌備。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一財經：一般制片公司遇到這種情況可能會比較難做這種決定。

康春雷：幾乎不太可能。

第一財經：預感到寫了六年的劇本被推翻，甚至再無拍攝的可能的時候，會覺得難受嗎？

康春雷：說現實一點，就是感覺錯失了一個機會，不知道還要沉寂多少年，是這種感覺的難受。在當時的情況下，拿出一個彼此都滿意的劇本對我來說幫助會更大。我也參與過其他項目，會比較堅持的自己的想法，但是跟老魏合作之后，我很信任他。我知道這個故事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但它不會是一個差的東西。他可能是另外一種好，我是接受的。

第一財經：整個主創團隊在得知你們要換劇本的時候，大概是怎樣的情緒和氛圍？

康春雷：我們寫了一版劇本，又修改了一遍給到了制片主任，所有主創來開會，他們什么都不知道，把劇本發給他們，就覺得很奇怪，怎么全換掉了，這是要拍新的片子？然后我們立刻圍讀了，讀完之后大家就很興奮。當然會有一些部門比如說美術，選角團隊是比較困難，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去重新找演員，置景。有焦慮，但是大家還是很興奮的。后面的創作也非常順利。

編劇的處境與話語權

第一財經：真實生活中，你和影片中的編劇有相似之處嗎？

康春雷：有相似的地方。我和一些編劇朋友聊，他們看了片子，會覺得現實生活中也遇到過類似事情。編劇的處境其實是大同小異的悲慘，就是不太有話語權。現實生活中，我也面臨著影片編劇所面臨的這些事情。但是人物性格上更多還是塑造的，它跟我們其實沒有那么大的關系，只是我理解它，就可以更好的進入它。老魏那邊也是性格比較偏離，他也沒有那么強勢和霸道。主要是考慮觀眾要能夠接受，這組人物關系要有趣，形象鮮明。其實導演和編劇的這組人物關系像一個很古老的銀幕搭檔，就是沒頭腦和不高興。

第一財經：影片中可以看到，在資方、制片人、導演、編劇、影評人等構成行業權力格局當中，編劇處于較低的一層。但在許多觀眾看來，華語電影在劇情方面一直有短板，在這種情況下，編劇仍然不受重視，在你看來是出了什么樣的問題。

康春雷：我并不是一個完完全全支持劇作中心制的編劇。與作者電影、文藝片導演合作，編劇要更多考慮導演的個人風格，最終還是要導演去呈現和轉譯，你的劇本再好，未必是特別有效的。但在一些情節劇中、敘事性更強的電影里，是不是編劇的地位和話語權可以有相應的提高？我相信未來會出現更多短劇集。美劇都是編劇中心制，只要工業水平到了，編劇有換導演的權力。核心是敘事的電影，它的核心就應該是編劇。

前段時間，謝飛導演發了一篇文章談電影要有文學性的問題。當然作為藝術電影，應該離戲劇和文學遠一點，因為電影要發展它自身的敘事語言，但我想謝導說的文學性并不是文學小說，而是指電影創作者應該具備文學素養，他說的是一種素質，是你對人性和社會的觀察和認識。當這個東西在逐漸缺失的時候，編劇的位置當然就會相應的下降，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第一財經：為什么這種素質，比如對人性和社會的觀察，這些東西變得不重要了。

康春雷：當我們開始不把人當作“人”的時候，當我們越來越多強調某種團體的時候，這個團體可能是說，男性團體或者女性團體或者某種主義，我們越來越強調一些宏大概念，在這種概念里是沒有人的，沒有個性的，這種概念是一個符號。你并不知道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而我們越來越沉浸在這種所謂的信息繭房里，只要找到我的陣營，就可以有一種強烈的安全感。

我們越來越不愿意去理解跟你不一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導致這個世界越來越固化，感覺被詛咒了，一切都變成石頭的這種感覺。大家好像也不太愿意聽到不一樣的聲音，或者說跟他觀點不一致的東西，產生非常大的隔閡，我們越來越不了解對方。

第一財經：只能看到符號或者概念，對于創作而言可能也是挺致命的。

康春雷：把人當作符號之后，你不會真的在乎他。我們看到的都是那種簡化過的人。他呈現到劇作里就是，有錢人是什么樣子，窮人是什么樣子，不同階層的人是什么樣子，男人是什么樣子，女人是什么樣子，小孩是什么樣子，他們就都變得很固定而不生動了。

第一財經：影片里反復出現一句臺詞，“這是我們最接近電影的時刻”。對你來說，整個創作過程中，什么時候是“最接近電影的時刻”。

康春雷：那天首映的時候，我覺得是最接近電影的時刻，它交了觀眾手里。那一刻，我想到的其實并不是說它完成了，而是它還在發展。現實生活中，米依不用像小顧那樣被困在一個地方，而是可以繼續去完成做演員的夢想；楊子姍飾演的女演員陳晨沒有辦法回到原鄉，和最初的戀人在一起，可現實中，她和愛人在一起生活很幸福；電影里編劇、導演、制片人每天都很苦惱，好像永遠都寫不出這個劇本，可是現實中我們把它完成了，還帶到了觀眾面前，觀眾又用他們的生活經驗豐富和重構著故事故事，我會覺得那個時刻很重要。

第一財經：原來的劇本還有可能和其他導演合作嗎？有新的項目計劃嗎。

康春雷：我覺得要看緣分。當然希望有機會了，我也有考慮是不是把它寫成小說。后面和魏書鈞還有項目合作，我們正在籌備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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