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播報:“漫長的季節”背后的紡織業轉型：下崗女工成“空嫂”

熱播劇《漫長的季節》記錄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從一個東北老工業企業衰敗的過程中，折射出工人家庭的變遷、個人情感的波動和城鎮環境的變化。

很多觀眾感同身受，不僅是因為這部“東北文藝復興”最新力作中的東北鄉土氣息，還因為很多人對劇中反映的“下崗潮”，都有過非常切身的體會。

上海青年作家周嘉寧5月27日在上圖東館作“城市變革與個人史書寫”講座時說，《漫長的季節》讓她想到，上海也有過這樣的歷史階段和一連串的事件，但沒有被很好地書寫過。

(相關資料圖)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歷史，一直是周嘉寧小說創作中的重要內容。從浦東開發開放到北京奧運會，她借書中人物的命運與話語，講述了很多自己親歷或關注的事件與問題。

在為寫小說收集材料時，周嘉寧意識到，上海在21世紀之后的一系列發展跟下崗潮產生的影響關系緊密。這種時代與個人的關系，隱藏在很多普通人的記憶當中。如果本人不講或不常掛在嘴邊說，順遂或瑣碎的生活就輕易地將這些歷史淹沒。

“我媽媽這一邊的整個家族都是紡織業的從業人員。照理來說，這一段歷史對我們家的震動是非常大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到現在也沒有再聽到過他們討論這件事情。”周嘉寧說。

而在查閱很多關于世紀之交上海城市建設的材料時，她卻不斷看到材料中提到1993年開始的紡織業下崗潮。

紡織業大調整

上海是近代中國紡織業發源地和全國紡織業重鎮。隨著產業結構變化，紡織業在上世紀90年代迎來大調整。

1993年12月31日，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中國紡織總會發布《關于解決棉紡織行業存在問題的意見》，提出“加快調整地區和產業結構，壓縮棉紡生產能力1000萬錠，實現產需基本平衡”。

《上海市志·工業分志·紡織業卷(1978—2010)》列出數據，1996年，全國紡織業發展到極為困難的境地，國有紡織企業虧損額達106億元，占全國工業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的19.1%。上海市紡織工業局勞動處1994年2月的報告《堅持配套改革大力精減人員》稱：“1988年全局職工55.16萬人，為歷史最高點。”

1998年1月23日，中國紡織業三年銷毀落后紡錠1000萬枚的攻堅戰，在上南路300號的浦東鋼鐵（集團）公司敲響第一錘。上海紡織控股公司在此舉行首批壓錠儀式，現場懸掛著兩條橫幅：“全國壓錠1000萬，上海敲響第一錘”“贊紡織行業壯士斷腕精神，找冶金行業擺脫困境之路”。

僅1998、1999年兩年，上海市財政壓錠補貼資金累計下撥2.42億元，至1999年第三季度，壓錠企業實際使用壓錠補貼資金1.89億元，其中用于安置職工0.48億元，共安置分流3.6萬人，其中享受40~50歲退休政策的有4343人。

人員分流與產業轉型結合展開，各廠有自己的辦法。申新九廠壓錠5.5萬，并用招商引資手段建立第三產業，以商貿為中心，包括餐飲、娛樂、商務、賓館、加油、停車、物業等，拓寬再就業門路，使企業在冊人員減至534人。上棉六廠壓錠后利用空余的2.6萬平方米廠房，與家樂福合作開辦大型倉儲式超市。上棉二廠與上棉二十一廠把壓錠后空置的廠房拿出來，與地區文化建設相結合，開了餐廳、保齡球館、卡丁車場、大賣場等。

各行各業接納下崗工人

在知乎等網站上，有不少帖子在討論那段時間的事情。人們有不同的見聞，而相似之處在于，網友不斷通過列舉各種消化吸納下崗人員再就業的手段，證明上海的經濟活力和市場規模起到了托底作用。

“4050工程”將中年下崗工人轉變為便利店和商場收銀員、接待員，各出租車公司大舉擴招司機等，帶來的影響持續至今。

上航招聘“空嫂”的做法，也引起周嘉寧的注意。“當時上海航空招收了第一批‘空嫂’，就是從紡織業下崗的女工。正是因為有她們的出現，航空公司從那個時期開始，把空姐的退休年齡從45歲改成了50歲。”

《上海市志·工業分志·紡織業卷》提到，1994~1995年上海航空從紡織業女工當中招考“空嫂”，最終錄用18人，成為下崗潮中的一個傳奇案例，促進了當時各行各業向紡織職工再就業伸出援手。

當時紡織富余人員的特點是年齡偏大，平均年齡超過38歲，36~45歲占50%以上；女性偏多，女職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大多為“老三屆”，技能單一、技術平平的操作工占38.78%，簡單勞動的輔助工占44.54%，技術通用性弱，離開紡織別無專長。

“空嫂”的成功，帶動了傳呼臺、公交公司、地鐵、超市、房產中介、里弄街道、文化宮、賓館酒店、度假村等行業和單位積極接收下崗職工的風潮。1994年12月底~1995年3月招“空嫂”期間，紡織業輸出的下崗職工達15846名。

從上一代人的命運看我們自身

周嘉寧說：“上海這座城市在21世紀初這十多年的發展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力量來自這些下崗工人。上海社會似乎也因此產生了很多的角落，很多小型的空隙可以讓這些人有一個容身之所。這些人在被容納之后，又用自己的力量，像是齒輪跟齒輪之間的咬合一樣，慢慢推動城市這座宏大機器的運轉。這些發展過程，往往是不為人所注意的。”

她提到，近年很多年輕人喜歡聊原生家庭問題、女性主義問題。其實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可以把一部分的目光放到父母這一代人的經歷上，了解一下是什么樣的困難、什么樣的命運造就了他們。知道他們是怎樣成為自己的，有助于思考兩代人之間的關系。

“理解一個人，要看到他所經歷過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去書寫屬于自己的歷史，但沒有什么是只屬于自己的歷史，個人的歷史一定是跟外部環境，跟一段時空有過一些能量的交換。”從關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到社群、商貿、職場的變化，周嘉寧從歷史現場和圖像資料中尋找素材，在小說中寫下每個人以微弱的力量影響著外部世界的過程。

對于下崗潮那段歷史，上海作家程小瑩2014年出版的小說《女紅》有很多詳細的描述，小說第三章專門有一節叫《砸錠》。作者自己在紡織業有過十多年的工作經歷，有讀者認為小說中的人物薛輝就是作者本人的分身。

周嘉寧也給這本書寫過推薦語：“上海爺叔才能寫出來的小說，既市井又瀟灑，活靈活現地再現了一種上個時代我所不擁有的記憶。”

對80后、90后乃至更年輕的寫作者來說，追蹤那個時代對眾多家庭和城市社群的后續影響，既有必要，也大有可為。

常有人懷疑周嘉寧是不是因為懷舊才喜歡寫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事情，周嘉寧認為，那十多年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上海基本完成了城市基礎建設，有了足夠多的大橋、地鐵、隧道、高樓，但直到現在，關于上海的文學、電影、話劇等，還遠遠沒有達到充分書寫城市方方面面、縱深鋪展的程度。

“需要思考一下我們所處的生活，看看將來的走向，因此要去研究這個城市如何在過去20年間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周嘉寧說，作為創作者，要努力去塑造更具有當代性和復雜性的上海形象，“這種復雜性可能不是通過一個人的努力，去寫所謂的個人史，而是很多個人、不同聲音的講述，是處于不同生活境遇當中的人，用完全不一樣的視角，最終拼湊出來的城市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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