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速讀：鄉村“稀缺性”顯現，專家：鄉村振興核心在于活化經濟、社會功能

從2017年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到2020年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再到2021年“三農”工作重心發生歷史性轉移，鄉村振興逐漸成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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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小云接受第一財經專訪表示，鄉村振興是在鄉村衰落且稀缺性價值不斷凸顯的背景下成為時代主題的。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活化鄉村的經濟、社會功能。從本質來講，鄉村問題是現代化問題，需要借力城鄉融合機制，在鄉村發育新業態，將城市動能內化，從而賦能鄉村。

鄉村開始呈現相對稀缺性

第一財經：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看待鄉村的價值？鄉村應該發揮怎樣的核心功能？

李小云：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工業化、城市化就一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主旋律。尤其是改革開放后，主旋律更加凸顯，發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這是因為工業、城市曾經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稀缺要素。在主旋律的時代進程中及其話語體系下，鄉村被長期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非重要區域。

然而，時過境遷。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開始發生根本性轉型。2019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0%，2021年達到64.72%。與此同時，農業GDP占全部GDP比重已下降到7%左右。工業、城市的稀缺性顯著下降，從而使得鄉村呈現相對稀缺性。

于是，人們開始重新認知鄉村的功能、價值。與城市功能相比，鄉村具有三大核心功能：農產品的生產功能、生態環境的保護功能、農耕社會的文化功能。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振興鄉村的核心功能。

此外，伴隨仍在穩步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鄉村正成為基于城鄉融合的新的經濟發展空間。近年來興起的鄉村旅游和鄉村康養等，正是這一新經濟形態的典型代表。“記住鄉愁”恰恰是新語境下，社會賦予鄉村新的價值符號。

第一財經：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問題不能就農村而談農村。如何跳出農村看農村，從而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李小云：在鄉村衰落且稀缺性價值不斷凸顯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由于人才、資本和社會文化不斷流失導致鄉村衰落，因此鄉村振興的核心是對鄉村再投入，恢復鄉村的經濟功能，吸引要素回流，進而恢復鄉村的經濟社會價值。如果將鄉村振興置于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當中來看，鄉村問題的本質其實是現代化問題，要解決鄉村振興問題，不能單靠建設幾個鄉村，也不能單靠農村本身。

此外，鄉村振興不僅需要政府對鄉村投入，還需要超越政府、鄉村這兩個能動主體，將城市與工業的動能引入鄉村，在城鄉融合機制的推動下，通過在鄉村發育經濟、社會等各種新業態，讓鄉村將城市動能內化，從而真正賦能鄉村。

活化鄉村的經濟、社會功能

第一財經：根據地方較為成功的實踐探索，應該如何建設農村？如何為農村培育新業態，從而幫助農民解決就業、提高收入？

李小云：鄉村建設是鄉村振興中的一個抓手，不過，并非簡單在鄉村建設基礎設施。固然基礎設施、社會公共服務是鄉村的短板，補上這塊短板非常有必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活化鄉村的經濟、社會功能。因此，不能忽略“產業興旺”問題。在前期脫貧攻堅已經為鄉村產業發展奠定重要基礎的背景下，推動鄉村振興應該著眼于鄉村的稀缺性，打造新業態，建設新鄉村。

從2015年至今，我帶領團隊成員先后在云南的勐臘縣、昆明市、臨滄市、昭通市、曲靖市等多地開展建設鄉村實踐，核心就是在鄉村建設過程中打造一些新業態，既能提升農民收入，又能增強村集體經濟。

比如，在勐臘縣河邊村，我們通過打造自然教育、小型會議等新業態，就大幅度提高了農民收入。今年暑期，不到1個月的時間，來自城市的研學需求就為整個村子帶去20多萬元的收入。再比如，我們在昭通市大苗寨村、石水井村和范家塘壩三個村開展的鄉村振興實踐，也是著眼于打造鄉村新業態，擴展鄉村經濟空間。這三個村在暑期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實現了40多萬元的收入。

由此可見，建設鄉村不僅僅是打造一個賞心悅目的美麗鄉村。事實上，通過現代化改造，再對接城市動能，鄉村同樣能成為活躍經濟的強大動能之一。

第一財經：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基層探索通過打造“核心示范區”，先試點再逐漸全村鋪開的模式。如何看待這樣的探索模式？

李小云：過去，由于鄉村缺乏整體規劃，盡管政府和農民投入了大量資金，但大部分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仍不健全。因此，當前的鄉村建設需要加強規劃管理，先試點打造示范，而后再逐步推動。即便只是在一個村莊，也應該劃定村中某個區域開展核心示范。我們在云南各地所做的鄉村實驗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開展的。

當然，打造示范不能搞成形象工程，要能夠突出活化鄉村社會價值的功能，真正起到示范作用。一旦核心示范工作取得成功，就會逐漸帶動村民、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村莊是農民的村莊，應該讓農民看到好處，才能引領他們成為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

在鄉村建設過程中，盡管要強調農民的主體性，但并不意味著就要搞極端鄉村主義，而是應該發育具有包容性的新鄉村主義。更進一步來講，要認識到鄉村是全社會的鄉村，應該大力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投入鄉村建設。比如，在堅持農民利益為主體的前提下，通過股份合作制的承包、租賃等形態，鼓勵社會資本和專業企業參與經營鄉村資源。

基層實驗破解鄉村難題

第一財經：“大國小農”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農情，面對小農戶長期客觀存在的現實，如何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推動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實現小農戶的現代化？

李小云：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有了很大提升，但小農現象仍將會長期存在，這是無法改變的客觀現實。因此，鄉村振興就不能不面對“小農戶現代化”這一課題。顯然，通過土地流轉、農民上樓等方式不可能實現小農戶的現代化。同時，要想在小農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實現規模經濟，進而實現農業現代化，更是需要與小農戶合作。在臨滄市鎮康縣，我們進行了這樣的實驗，將農戶大小不等的水稻田整合成一個合作型家庭農場，由其代為規模經營水稻，從而實現機械化、標準化、品牌化。

僅靠農業種植環節，小農戶收入始終無法提高，因此需要讓小農戶連接市場，實現產業復合化、生計多元化。以臨滄市蘿卜山村為例，我們在實驗農戶家中推動特色農產品加工的家庭化，保證質量，打造品牌，讓小農戶通過合作社直接對接大市場，減少中間環節。由于不同地區的小農戶所面臨的生計問題不同，因此需要不同類型的創新。在這個創新過程中，發展目標不應該是所謂的大規模經濟，而是要保護小農戶的生計和基本福利，盡量避免大資本進入鄉村剝奪農民利益。

第一財經：除了產業，人才也是鄉村振興的關鍵。基層探索出“鄉村CEO”制度，吸引了一部分年輕人返鄉。如何看待“鄉村CEO”的作用？

李小云：在鄉村建設的實踐中，“產業興旺”的核心問題是缺乏能夠將鄉村資源轉變成產業的經營人才。從勐臘縣的河邊村實驗開始，我們就嘗試通過在鄉村打造新業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社或公司的經營機制，確保鄉村和農民利益不流失或少流失。其中，一個重要嘗試就是在合作社或公司中聘請職業經理人，我們稱之為“鄉村CEO”。

一般來說，青年人會優先選擇在城市工作，鄉村并不具備吸引力。因此，在前述開展鄉村建設的村莊中，我們通過優化居住工作環境、當地政府支持，高薪聘用有文化且愿意到村莊參與創業的年輕人。同時，我們還聯合發起“鄉村CEO”培養計劃。這些年輕人經過一年多的鍛煉，正成為實驗村里經營鄉村不可替代的人才。

由此看來，要想破解鄉村人才不足的難題，不是簡單動員年輕人到鄉村去，而是要在鄉村已經發育出新業態的背景下，培育出一大批懂得如何經營鄉村、對接市場的年輕人，也就是職業的鄉村管理人才，來滿足鄉村振興的迫切需要，這才是破解人才難題的突破口。

第一財經：在農村，普遍存在集體資產閑置現象。盤活這些“沉睡”的資產，面臨哪些難題？

李小云：隨著鄉村價值的不斷提升，鄉村各種形態資產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鄉村的閑置資產除了屬于集體所有的廢棄學校、廠房等，還有一部分大量“沉睡”在農戶手中。比如，在云南很多地區，農戶自家房子蓋得很大，但居住的人很少，有些甚至閑置。看到農民辛苦掙的錢都變成了磚頭，就有專家呼吁，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動要素流動，激活這部分“沉睡”的資產。然而，改革面臨制度性障礙。在此背景下，如何激活鄉村閑置資產，各地正在進行實踐探索。

鄉村的稀缺性，創造了鄉村的新價值。鄉村文化、鄉村人的生活，本身就是很好的賣點。因此，在尊重現有集體制度的前提下，利用集體、農戶的閑置資產，打造出能產生經濟效益的新業態，就能實現盤活閑置資產的目標。比如，在昆明麥地沖村，我們把烤煙房、馬圈等村中閑置資產改造成客房、咖啡店、餐館等，與自然教育、康養、觀光結合起來，就形成新業態。今年7~8月，僅1個月時間，全村的客房收入就達到9萬多元。在昭通大苗寨村，由三戶農戶閑置農房所打造成的“鄉村精品酒店”，僅7~8月就產生了2萬多元的收入。

在現有條件下，盤活鄉村資產面臨兩大制約：一是資本，二是保護農民利益的機制。我們在昆明、曲靖和昭通的鄉村建設實驗中，采用的做法是，先利用政府資金打造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的示范模式，然后吸引農民和社會力量參與投資。比如，昆明麥地沖村經營鄉村的公司就是由村民入股建立起來的。昆明福安村在盤活閑置的“滇中一顆印”古宅取得成功后，政府投資公司開始按照市場規則，跟進投入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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